在上面的文字公布后，有读者询问我如何得到如此机密的文件。这份机密文件的流出其实没有任何神秘，倒是反映出中共体制内的无能，或者各部门之间的推卸责任。
如果说，我看到这份机密文件最早是在身陷囹圄之时，大概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但这确是真实发生的事。
我是2014年9月9日深夜，或者说是9月10日凌晨被江西国保在我家门口秘密逮捕，然后送到青山湖分局的地下审讯室，因为秉承上面文件所说的“政治案件非政治化处理”的原则，虽然是国保办案，抓我的也是国保，但让青山湖分局的经侦队一个李副队长出面，办我的罪名也是“非法经营”，归青山湖分局经侦队管。
中共整人有个套路，就是先顺便找个罪名把你抓起来，然后抄家，看看你还有什么可以抓到的把柄，然后再重判。在抓我之前，国保们觉得我是外企总经理，天天在电话里叽里呱啦说些他们听不懂的话，肯定是条大鱼，肯定与外国什么间谍组织有关系，也接受了外国组织的资金。在2014年9月10日凌晨将我抓捕时候，连夜就动员了很多警察抄家。但除了在我家的地下室里抄到一千来本《洗脑的历史》之外，什么有用的证据也没有，能找到都是我与各级领导的合照，还有我参加政府招商会议的照片和报道。因为我在写书之前或之后确实与任何政治组织都没联系，写出《洗脑的历史》就是厌倦了说假话，想说真话而已。（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大概还在我办企业的时候，就有当时与我交好的一个江西省著名主持人向我透露过，江西省安全厅的官员找过他了解我，当时我也就一笑，觉得是江西省的官员没见过世面，对与外国有关系的人过度防范而已）
后来我出狱之后听闻国保们还找了我原来的员工，商业伙伴，台湾出版商了解我的情况，尤其是问我有没有关于政治的言行。台湾出版商为此在上海机场还被关了好几个小时的小黑屋，然后被警告不准再出版我的书。
找不到我是外国代理人的证据，看来我写这些东西确实没有什么政治企图，也没行贿受贿，不赌不嫖，还是江西的纳税大户，最后江西省国内安全保卫总队也就意兴阑珊，不想管这个案子了。但人抓了，加上那时我在网上还有点名气，很多读者在到处找人，总不能说抓错了吧，那就继续按照非法经营的罪名来办，于是整个案子的后续就真的丢给了青山湖分局的经侦队。
本来青山湖分局经侦队就是挂个名，抓人审人都是国保干的，现在让他们来顶缸，又没啥好处，搞不好还要惹一身骚，承担政治风险，他们心里也是一肚子邪火。
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在中共的警察系统里，经侦警察是最富有的，因为不管原告被告都要给他们好处。而政治警察即国保是最穷的, 因为他们的办案对象是反贼，大都很穷，其次，涉及政治，想收钱也不敢收。
现在好了，本来说好就是用下经侦队的名，现在经侦队却要实际接手整个案件的后续流程，没钱不说，工作还不计入成绩考核，你说这青山湖分局经侦队的警察们会开心吗?而且他们大部分文化水平不高，警校毕业已经是高学历了，根本没有什么政治敏感性。
所以，最后案件侦办结束，移交检察院起诉，所有文件都打包送上，这份江西省公安厅国内安全保卫总队发出的机密函件也包括在内。本来真要做干净这个案件，既然是要将我定性为“非法经营”，青山湖分局经侦队直接说是他们发现我在卖自己的书就完了，根本没必要将这份机密文件附上。我估计第一这些经侦警察没想那么多，不知道这份文件的重要性；第二他们心里也有火，因为人又不是他们抓的，没好处，以后政治局势一变，可能还有祸，索性一五一十全盘端上，告诉大家：冤有头，债有主，我们就是奉命而行，您要报仇也与我们无关，您出门右拐找国保。我估计后者的可能性可能还要大一些。
既然是普通的经济案件，又侦办结束移交检察院，这时我聘请的律师就可以介入查阅案件档案了。当时我聘请的第一位律师是江西硬骨头律师张赞宁律师。他查阅了案件资料后，在看守所与我会见，向我展示了这份文件。当时我就大笑，笑中共的警察办事马虎以及甩锅的水平。
这是本人在南昌第一看守所的风采。应该是2015年夏天
2016年7月9日，22个月后我离开南昌市第一看守所，第一时间拜访了张赞宁律师。他找出我的卷宗，翻到了这份文件的复印件，我就用手机拍了下来。因为是机密文件，如果公布到网上，追查起来，张律师就要承担责任，而他本早就是中共政府的眼中钉且欲除之而后快的人物，我不能给他惹麻烦，因此我一直没有将这个机密文件公之于众。现在，张赞宁律师已于2023年1月仙逝（我在2023年1月写过一篇悼念文章《铮铮铁骨傲青天 ——悼张赞宁律师》https://fuzhibin.blogspot.com/2023/01/blog-post.html）我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可以公布这个文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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