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对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写文章了，原因是心累，还不如多花点心思将诺和西海社区打造好。
但是一星期前在北京发生的急诊室医生被割喉事件实在太惊悚，于是我还是提起了笔（当然实际上是打开了电脑）。
开初有人说这家人是高干，老太太每月能拿6万退休金，一帮小孩是啃老族，所以那老太不能死，啥好药都得上。
老傅虽然开初没太关注这事，但还是觉得不太靠谱。北京的高干子弟是啃老，不过人家的啃法可不是这样的，都是老子国级孩子啃个副国级，老子副国级孩子啃个部级，傻子也能啃个少将中将地干干，你啥时看到过高干的孩子要去啃六万块钱的老？
再者，我在北京混了很多年头，这民航医院却很少听见，高干去的可是301医院，再不济也得协和，哪有到民航总医院混急诊的？还住不上院。当时我就想，这家人最多也就是个处级干部，在北京处级干部算不上官，才能这么惨。不过，一个处级干部的退休工资不可能每月6万，当时有些疑惑。
再者，真要是高干，这杀人事件如何能如此容易传出。以我在中国互联网屡屡被删被禁言的经验，上了正厅级干部以上的丑闻就很少能听见，如果你能听见，那正厅级干部差不多也就要倒霉了。你能听见的，都是人家想让你听见的，这是我在中国得出的结论。
随着信息的流出，果然不出我所料，杀人者的家庭压根就是北京的最底层，有点钱也是因为是拆迁户。杀人的起因是杀人者认为民航总医院给自己的老娘打中药注射液，致使自己的老娘病情加重，还不让自己的老娘住院，一直在急诊室待着，这样医疗费都得自己担着（据说住院的话医保能够负担90%）。而医院不让病人住院据说是因为接近年底，医院能够使用的医保限额已将近告罄，如果病人住院，由此产生的费用医保不能负担，医院就要承担（当然当事医护人员也要负担一部分）。另有消息透露，这中药注射液利润大，但造成的医疗事故也不少，这次老太的病情加重与被注射了中药注射液不无关系。
本来我对这些消息还未置可否，不想转载这些消息的文章不久就变成了404，
对我来说，证明这些消息都是真的，在伟大的国家里，被封的才是真消息，不被封的，基本都是掺了无穷多的假料。
在整个事件中，参与双方都成了悲剧人物。被割喉的杨医生当然悲剧，割喉者也悲剧，老娘还躺在医院，自己却进了监狱，死刑是跑不掉的，倒是北京卫健委成了好人，老人被送往朝阳医院，终于住进了医院，如果老人能活下来，也躲不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
细究起来，似乎所有的人都有理。北京卫健委没做错，因为医疗保险金额有限，只能给每个医院每年一定的医保数额，超支自负。医院也没错，医院要自负盈亏，要挣钱，不能住院的病人坚决不能收，能多赚钱的中成药要多卖。被割喉的杨医生更没错，坚决执行医院的指示，留病人在急诊室，多卖中成药，为医院多创收，自己的工资也可多一点。杀人者的理由也不少，医院用药加重了老娘的病情，还不让自己住院，让自己多掏钱，明摆着与自己过意不去，反正生无可恋，不如出口恶气。
问题出在哪呢？当然是钱不够，就是大众医疗保险的钱不够。名义上大众享有医疗保险，但国家拨给医疗保险的钱却远远不能覆盖需求，所以才会产生上面所说的现象，看上去每个人都有理，但悲剧却真真切切地发生了。
如果北京卫健委有足够的钱，按实际需求报销医疗费用，医院就不需要控制住院病人数量，也不需要医护人员卖质次价高的中成药。如果医院没有了创收压力，被割喉的杨文医生也就不需要到处开什么中药注射液，也就可以把老人转入普通病床，也就不会得罪病人家属了，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割喉凶手了，也不会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了，当然，前提是老人得挺得过来。
那么，中国政府有钱吗？当然有，2018年，中国中央政府直接的财政收入是183352亿元，加上政府性基金收入75404亿元，那么2018年财政收入达258756亿元，（国营企业的利润还没有计算在内）美国联邦政府2018/2019财年收入才是3．329万亿美元。可以说，2018年，中国政府是世界最富的中央政府。
2018年中国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5700亿元，占政府财政收入的6.76%。而2018/2019财年美国政府的在卫生健康方面的投资是1.6亿万美金，占政府收入（联邦政府收入3.329万亿，加上各州政府收入及联邦赤字，共7.1万亿美金）的22.53%。我还查到在美国联邦政府2016财年的总预算支出3.85万亿美元，其中获得年度财政预算最多的是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超过1.1万亿美元，占整个预算的28.6%。
我再展示一张图
这是一张是世界各国卫生医疗支出占本国GDP比例的排名，中国在所有150个国家中排名123位。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政府用在大众健康方面的钱与其他国家相比太少，少到不仅与这世界经济第二，
政府收入第一的身份不相符，还基本与最不发达国家为伍。
当然，老傅还没说到就是从比例上看少得可怜的钱还被大量用在高级干部的保健方面，平头老百姓能用的钱就更少。少到何等地步，不知道，再问，你就涉嫌犯罪了。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一句顺口溜;中国人民的钱，谁都能用，就是中国人民不能用。
也许我错了，因为我根本不是什么人民，也许，当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一方面对人民说有医疗保险，另一方面不拿出足够的钱给医院为人民买单，矛盾当然就会在医院聚集，医护人员就成了人民怒火的牺牲品。但惨剧发后又有人出来说，中国人如此暴戾，要加强教育，得，还是人民的错。所有的人都成了悲剧的演出者，只有始作俑者成了执法者和道德训导者。
老傅在2011年在《尊严，离所有的中国人还很远》里就说过，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北京民航总医院割喉案再次证明了这个论断。
也有朋友说，制度也是人制定的，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是啊，这样说起来当然就要扯得很远。有人费尽心思制定这个制度，又费尽心思维护这个制度，当然是因为这些人是这种制度的受益者。但这种极少数人收益，大多数人受压的制度难免会激起大众的怒火，这次的怒火是奔向了一个急诊室的医生，下一次可能就奔向一个执法的警察，最后，现行制度的受益者终将成为怒火的发泄对象，明朝的皇族们，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都是大家知道的例子。
其实老傅说得这些人家都懂，所以那些制度受益者会将自己的子女，财产放在欧美，说白了，还不是对自己的未来不放心，知道这个制度不好。
明知道这个制度不好，却要拼命维护，还要将希望修改这种制度的人关进监狱，真可谓短视，愚蠢。与蠢人说话很累，还是不说了吧，让他们一条道往地狱狂奔，只是可怜了中国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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