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让你不受骗

今天忽然在网上看到很多回忆1979年中国对越作战的文章，猛然才意识到，一晃居然四十年过去了。

记得当年宣战那天学校还组织了大会，专门收听政府的开战通告。那时我还有三个月满15岁，正在老家的县城中学上初三。

还记得当时广播里的播音员字正腔圆地控诉越南人驱赶华侨，抢占中国的领土，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中国人民要奋起反击。这场战争于是乎被中国官方冠以“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名。

虽然那时我不满15岁，但听完宣战广播后却没任何愤慨和激情，因为当时我不相信越南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居然敢动手用武力从中国这么个庞然大物夺走土地。这就像有人说隔壁老王家的三岁小孩小王要来抢你爸的皮鞋，还打了你爸一样不靠谱。

至于驱赶华侨，我听了更是匪夷所思。因为整个文革期间，我读了无数描述中越两国人民同志加兄弟的甜蜜故事，可以说，老傅，当时是小小傅是在阅读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史中长大的，直到现在，《南方来信》里面的内容我还记得很多。转眼间，越南人怎么又变成魔鬼了，这也不靠谱。最大的可能，就是领导人闹翻了，两下大打出手，最后，只有死掉的士兵成了炮灰。过段时间，中越人民又会甜蜜起来的。

很遗憾，以后的历史证明了我在未满15岁时的判断，一点都没有走样。

很多人要问，不是吹牛吧，为什么你那么小的时候就会有那么清晰准确的对未来的判断？

我可以告诉你，是因为当时我就读了很多书。

我是1971年春天，未满7岁就上小学。当时没有电视，电子游戏听都没有听过。电影很少，记得翻来覆去看《地雷战》《地道战》，广播里除了领袖讲话就是样板戏，很无聊。上学前（没有幼儿园，在家里混大的），喜欢听故事，喜欢抓住爸妈、姐姐给我念故事书。爸妈工作忙，姐姐们自己也要玩，有时很烦我缠着她们念故事书，所以我刚开始上学后就怼我，说你自己也识字了，为什么不自己看。结果我很早就开始读各种故事，不认识的字就瞎猜，反正大概故事情节懂了就行了。这种恶果到现在还有体现。比如很多字我懂意思，却不知道什么读音，当然鸿鹄之志咱还是知道怎么读的，因为太熟。农和衣也还分得清，滇和镇也知道不一样。我还记得在一年级或者二年级时，我读过一本《苏北人民斗争故事》（大致，可能有误），里面有一篇故事说当时苏北根据地物质缺乏，没有盐，要想法设法从敌人那里夺盐。我一直不知道这个盐是什么东西，觉得应该念着“朴”，反正故事读得津津有味，打仗的故事啊。直到某一天，在学校学了“盐”，恍然明白，原来苏北人民缺“盐”，不是什么“朴”。

因为那时缺乏娱乐，也没有什么书，我基本是抓到什么读什么。我以前就说过，闲来无事，《毛选》四卷我都通读过，因为后面的注释里有不少打仗的故事。每次我父亲拿回《解放军文艺》，我先读小说，后读电影剧本，然后诗歌，最后是文艺理论，所以我少年时就能区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当然报纸更要读，尽管满是政治词汇，总好过没有。那时讲述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故事比如上面说得《南方来信》，因为是从越语翻译过来的，比较起来还更有人情味，又是打仗的故事，让我爱不释手。那时经常一本书要传很多人，要限定时间读完，所以也养成了我阅读速度快的特点，当然，主要是读小说。

那时小说少，所以也看了很多政治读物。《毛选》算一种，之外我还看了很多文革前和文革中出版的灰皮书。所谓灰皮书是当时内部发行，按级别配送，绝大部分是国外政治书籍的翻译书。比如现在还很热的德吉拉斯的《新阶级》就属于当时灰皮书的一种，我读《新阶级》的时候应该在12岁左右。这类灰皮书很多是批判苏联制度的，包括《新阶级》，但我读完以后第一感觉时，好像在说中国哦。

之所以中共会发行这类读物，是因为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与苏联翻脸以后，要和苏联打嘴仗，但理论上又说不过人家，就从前南斯拉夫、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出版的批判苏联的著作中挑选了一批翻译出版，作为批判苏修的理论武器。不过，大部分干部不读书，却便宜了我这个书虫，结果在政治知识上我就比较早熟。后来我选择政治哲学，政治学作为我的研究方向，还是因为少年时代的阅读让我对此有了兴趣。

因为对政治、历史书籍以及报纸的阅读，当然也有我父母亲身经历的政治漩涡，我对政客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伎俩也比较警觉，所以当昔日的战友加兄弟忽然变成了面目狰狞的敌人之时，我虽然未满15岁，也就只是在心里冷笑笑，只是可惜了多少农家子弟又要成为炮灰。

所以，读书是可以给人带来智慧的，历代专制统治者为什么都要限制人们读书的范围，不让人们自由出版，自由读书，就是因为人多读书，就知道更多的事情、更多的道理，就不那么容易上当了。

所以我对读书无用论深恶痛绝，不读书，你就是个炮灰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