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中国经济

绝大部分在中国谈经济的人都没有做过企业，我们耳能详熟的几个经济圈的大咖，除了大学的教授，就是房产界的大亨。教授们我就不评论了，房地产虽然号称企业，但与真正的实业相差太远，更何况中国的房产业更是奇葩，房产业大亨们以其如说是企业家，不如说是披着企业家外皮的政客而已。

老傅原来虽然在中外的大学里学了不少经济理论，自己也做了很久的国际贸易和咨询，但对经济的运行也是雾里看花，总有些发虚。

2004年，过去的德国客户邀请我一起到中国投资一家工厂，觉得是个好机会，就硬着头皮出任了这家机械公司的中国分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这家德国公司是家百年老店，是德国最早的制锁公司之一，后来发展成为工业用锁具、把手的供应商，主要客户除了德国的老客户以外，还有很多国际性的大公司，比如惠普、IBM等。这家公司位于德国的传统工业区鲁尔地区，规模不算太大，有个几百号人，在德国属于中型企业，是个典型的家族企业，整个企业中层，除了我以外，只有总公司的销售总监不是家族成员。

这家德国企业本来根本不想去中国，因为他们在德国的生意很好，领导层的人连英语都说不好。但因为惠普、IBM在中国的生意很大，要求它们的配套商就近供货，如果不跟进，IBM、惠普就有可能在中国寻找替代商，一旦中国有了合格的替代商，很可能就会反过来威胁到这家公司在德国本土的市场。另外，本来这家公司在中国采购很多便宜的锁具进口德国，所以就产生了利用中国便宜的人工生产锁具，然后反过来进口德国，获得更大利润的想法。两者相加，就有了投资中国的动力。

我当时刚完成纪录片《西藏在佛与现代化之间》的后期制作，正在做上电影院线的准备（后来此电影在瑞士和奥地利的电影院线上映，连续两周票房收入排行第18名，在纪录片里也算很傲人的成绩了）。接到这家德国机械公司的邀请，老傅很是纠结了一会，后来想想电影反正以后也能拍，做实业的机会可不多，更何况还可以帮助到很多中国人，就下定决心回到了中国。

一个人回国，要建立起整个工厂，从选址，建厂，人员招聘，组织架构，货物进出口，设备采购，财务，客户交流，供应商选择样样需要亲力亲为，虽然有德国工程师的协助，但工作量还是很大的。后来我在《洗脑的历史》作者简介中自嘲说，我大约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精通整个机械制造流程的电影导演，或者说世界上唯一一个会拍电影的机械公司老总。

公司发展得很顺利，两年以后每年缴纳的增值税就高达上千万。与德国母公司的分歧出现在2007年。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形势的判断，我和总公司销售总监都认为应该利用德国商品的在中国的良好声誉、技术优势以及公司本身具有的百年老店的声誉建立自己的终端品牌，直接面向中国家庭销售高端锁具，这样可以避免受制于工业客户，同时避免因为中国人工成本的上升而失去利润空间。因为我们判断，随着各项生活成本上升，中国的人工工资水平也会从东向西逐次增长，慢慢侵蚀掉利润空间。惠普，IBM这样的大客户也会逐渐提高国产化水平，随着时间推移，很可能会失去这样的大客户。另一方面，中国的消费市场巨大，高端锁的市场方兴未艾，具有很大潜力，本公司有技术能力，是德国的百年老店，如果集中在高档电子锁的生产销售上，公司未来就能得到保证。

最初，总公司同意了我和销售总监的计划，开始了高档电子锁的设计研究。当时我们设想是，废除钥匙，用手机开一切门，包括车门。简单说就是一机在手，通畅无阻。记住，这可是在2007年，11年前的想法，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

到了2008年，电子锁产品，销售网计划，店面设计全部完成，结果总公司却以资金紧张为由否定了整个计划。与此同时，总公司在德国投资了新的生产车间。我和总公司销售总监大失所望，认为这家公司完全失去了未来，至少在中国。

在同一年，爆发了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宣布发行四万亿人民币救市，虽然当时的中国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并不大。当时老傅相当关注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措施。当我看到其中一项措施是将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时，就知道中国制造业没有了未来。

之所以老傅会在十年前就做出这个判断是基于以下两点：

第一，当地方政府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时，就会有大量政策倾斜到房地产行业，主要是房地产公司会比较容易拿到银行贷款。地方政府因为从增值税当中仅仅能分到极少的份额（中央政府75%，省、市、县三级分享剩余的25%，比较大的公司都缴纳增值税），必须开辟财源来维持庞大的行政开支，自然倾向于卖地筹款（卖地款收入绝大部分归地方政府）。有了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这个尚方宝剑，地方政府立马会马力全开推动房价上涨，因为只有房价高了，地价才能涨上去，地方政府不但能从高地价上获益，还能从高房价上收取更多的税收，因为房地产的各项税收都是以房价作为基准收取的。

人类有四项基本需求，或者说是刚需：衣食住行。高房价直接推高人们的居住成本，间接地带高“衣食行”的成本。因为不论你从事哪个行业，你都要住，需要住房。房价上去了，店面，酒店，租住屋的价格也得跟着涨，那么所有的人工也会要求更高的工资，不然人们的生活水平就要下降，你不能让人工作不睡觉吧，所以，政府从高地价上赚到的钱，最后是要社会上每个人来买单的。

在这里还要提到一点，因为房地产在各地迅猛发展，各个城市周边，包括县城周边的原来的菜田都变成了楼盘，居民所需的蔬菜就得从更遥远的蔬菜基地运过来，高昂的过桥过路费和油费又会增加成本，“食”的成本也会提高很多。当然蔬菜基地大规模生产的优势会抵消一部分的运费，但对于县城一级的小城市，房地产造成的蔬菜类食品上涨还是比较明显的。

在单位时间里，就是说在一定时间段里面，社会创造的财富是一定的。也就是说，房地产汲取了社会上大部分的财富，那么留在居民手里可以支配的财富就所剩无几，除了应付必须的“吃穿行”以外，居民就会尽量减少其他支出。这就意味着除了房地产及相关产业以外，其它行业的生意必然萎缩，造成经济的总体下行。

正常情况下，房地产赚到的利润绝大部分会回流到社会，因为房地产商也会要投资需求。但由于中国房价的70%被政府拿走，这个还没算上买房客需要向政府交纳的税负，房地产开发商手上的财富也是过路财神，不能进入正常的财富流通，长期以往，整体经济出多进少，最后必然崩塌。

第二，由于以往中国工业技术水平低下，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政府虽然手握重金却对教育投资非常吝啬，即使教育也是侧重思想控制而不是思维创新，所以中国又不可能通过技术创新让产品具有超高的附加值，产生足以支撑实业发展的资金，靠剽窃技术，低廉人工，污染环境，挖掘资源创造财富的模式不可能永远，而且以往靠这种模式产生的财富逐渐为房地产吸干，转而被政府拿走或被贪官们藏起来，或者转移到国外。纵观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靠着房地产立国的。没有技术的支撑，无论多么庞大的体系都会逐渐老化，分解，死去。

因此，2009年老傅决定卖掉自己在德国企业里股份，转身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影视文化公司，重新做回了老本行。这次的转身在事业上可以说很成功，因为《洗脑的历史》让我名声鹊起，成了小有名声的作家，中国第一部系列公路纪录片《西边有海》第一集《汶川的秘密》上线两个小时点击超过20万，至今让我骄傲。对个人来说却不太愉快，深陷牢狱近两年，不得已现在避祸海外，可说有得有失。

回头看看我当年判断，不得不说老傅料事如神，一一应验。

2014年，就在我入狱之前，我亲手引进建立的德国锁厂关门歇业，撤出了中国。原因是客户流失，成本太高。

2018年，中国实业界哀鸿遍野，很多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官方在一个报道中说，有504万公司倒闭，只有470万人士失业，搞得大家很尴尬，这一个企业还不到一个人工作算怎么回事。不过根据国家统计局7月的数据，2018年前五个月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为372,698家，而2017年前五个月为378,959家，从去年5月到今年5月，一年时间下来，有6,261家产值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不见了。

很多人将这种倒闭潮归咎于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的贸易战，我在昨天的文章《川粉与红卫兵》这样写到：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资料，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4297亿美元。2018年1-8月份，对美出口1.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我算了下，就按前八个月的平均每月的出口量到年底将与去年持平，实际肯定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可以说，到2018年底，对美出口额一定超过2017年。”

我得到最新消息，到11月底，中美贸易额已经平了2017年的数额。我还查到，2017年，中国进出口增速实现14.2%的恢复性增长，扭转了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2018年前十个月，中国出口2.05万亿美元，增长12.6%。

很显然，中国企业倒闭潮根本与这个贸易战无关，也与外贸滑坡无关，实际上2017年，2018年，对外出口都是增长的，而且增长幅度还不小。

既然出口目前都是增长的，而且增长幅度还不小，那么，中国企业大量倒闭的原因只能是前面我列举的两个因素让中国经济无以为续了，贸易战不过是个借口而已。我不知道中国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是不是用屁股想问题，也许他们的脑袋就是屁股。

说实在的，没有哪个经济体系能够供养得起如此庞大的政府，中国经济的问题其实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说句题外话，当初的德国同事，总公司的销售总监也离开了那家锁厂，到了另一家更大的德国厨房五金件公司做了亚太区销售总监，现在生活在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