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完了兰州大学的好老师，再来谈谈在兰州大学里碰到的奇葩老师。这第一个要算第一任辅导员宋超英，看这个名字就充满了政治气味。中国人名字往往反映出他父母的观点和审美情趣，当然，自己改名的不算。超英赶美，宋老师的父母估计是也是局中人，就像某些人给儿子起名计划完成一样。
这宋老师第一件事是对谈恋爱严防死守。第二件事对每天早上跑步特别上紧，为了督促大家及时起床，他甚至住到我们的宿舍中，当时他好像还新婚不久，可以说是非常认真地执行学校的命令了。
在中篇我写到过我在中学时就是个夜猫子，晚上睡得晚，早上起不来。到了大学，8个人一个宿舍，灯熄了还要聊天，有时还会偷走廊上的电看书，实在不愿早上起来跑步，一来二去与这个宋老师就搞不到一起去了。
另外还有一个小插曲。一来到大学，见到图书馆有如此多的书，我自然是心花怒放，借了不少书看。因为在家时就经常读政治性读物，到大学自然还是这个爱好。记得当时我借了一套上下两册关于国际关系、外交风云的大部头，应该是西方某个外交官写的，书名已经记不清了。这个宋老师来到我住的寝室，从书架上拿起这本书，很不解地说：你这个娃娃怎么喜欢看这样的书？（西北人将小孩称作娃娃）
当时我有点发愣，心想：都大学了，你还管我读什么书？我在中学时分就读《新阶级》之类的书，你还不知道吧！
以后，与这个宋老师关系一直很恶劣，直到两年后他不再兼任我们的班主任。
1991年冬天，在北京我一个同学家里，我又遇上了这个宋老师。当时我在办去瑞士留学的签证，他是来北京跑教育部的批文。出于尊重，见面时我还是叫了他一句老师。不成想，他还不客气，居然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小傅啊，我知道你出国以后就不会回来了，不过呢，有一句话我还是要讲，就是不管到了哪里，都要爱国！”
上面都是他的原话，我永远忘不掉。当时我一口气差点没上来。谁告诉他我出去就不会回来了？出国与爱国还是不爱国有必然联系吗？待在中国的人里面，吃里扒外的多得很，不出国的人就爱国吗？这哪里是个哲学系老师说话的水平！
老傅脸皮薄，不愿撕破脸，就含含糊糊地支吾过去了，但从此将此人摘出了我心目中老师的行列。2005年重回兰州大学聚会，宋超英也到场，我没有和他打招呼，但他一如既往的恶心，讲话中极力夸赞班上官做得最大，在学界头衔最高的人。而我们同学之间早就约定不谈官位，职位，钱财这类话题。
如果在读书时，我还能理解他是极力完成学校交给他的任务，但之后的行为，说明他真的本性就是个势利小人，他是不是真的相信他讲的那套，我很怀疑。一般来说，势利小人总是不会在乎什么道理的，他们在乎的只有利益。
当时兰大哲学系，老师们负责教育，学生管理、分配的大权集中在党总支书记蔡寅和团总支书记梁祖炳手里。蔡寅原来在外语系做行政，哲学系成立就调过来做了一把手，外号菜包子，能力不显著，但人品不错，是公认的老好人。团总支书记梁祖炳是退伍转业的，典型的政工干部，脸色灰黄，眼色阴鸷，经常皮笑肉不笑。蔡管老师，梁管学生，当年学生入党、入团，分配工作的大权都掌握在梁的手里，所以与梁见面的机会比蔡多。不过他们都不教课，算不得我的老师了。
从大三开始，我除了踢球，就泡在图书馆，很少去上课。记得有一次实在不好意思，去参加了堂课。本来两个小时的课，我听了十分钟就忍不住瞌睡了，睡了四十分钟，趁着课间休息就逃了出来，从此基本就不进课堂，除了自己非常感兴趣的课。那时的老师还比较宽容，不会用点名的方式来强迫学生听课。
到了大四，每天三部曲，看书，踢球，喝酒。因为喝酒要到小餐厅买小菜，一来二去居然获得卖菜小妹的欢心，不要我菜票了。到后来，全班男生都知道这个奥秘，打菜的任务都交给我了。尼玛，这也算老傅出卖色相么！再后来，小妹送来电影票，吓得老傅再也不敢去小餐厅买菜了。那小姑娘是兰州人，当时不想留在兰州。好了，我承认，主要是小妹不漂亮，没有打动我。
打菜不用菜票的故事后来在南开大学时又发生了，这次对我友好的炊事员换成了男生，也就没有了以后送电影票的尴尬。不过，那时我也有了很多生活经验，能够从容对付这类生活小插曲了。
与外籍老师打交道应该算是从兰州大学就开始了。记得在1983年的春夏之交。系里面请来了当时以推行新儒学而闻名的华裔美国教授杜维明。因为难得有美国教授来做讲座，大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基本上各个年级的学生都来了。关于新儒学的内容已经不记得了，还记得的事只有两件，一件事是杜教授回答美国中产阶级的划分。杜教授告诉大家，美国4口之家，年收入在3万美金之上的在美国被视为中产。最近我查关于美国的资料，美国的中产划分好像还是这个标准，时间已然过去35年，可见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之低。1985年我毕业工作，拿大学生实习期工资，每月48元人民币，一年后转正52元，看看现在大学生参加工作的工资，我们就知道中国的通胀水平了，当然还没有将隐藏在房地产当中的大量货币算进去。
另外一件事也让我印象深刻，至今念念不忘。事情起源于一个学生的提问。一个低我一届的学生，这哥们本来是和我一级的理科生，因为酷爱哲学，在二年级时转到哲学系一年级。（这位同学姓姚，目前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任职哲学教授）。姚同学的提问是：用辩证法看待世界是不是就是先从正面，然后反面，最后综合两方面得到的信息，就能对世界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还清晰记得，当时，我还为姚同学的提问感到汗颜，觉得他的提问太没水平了。但杜维明教授的回答却让我始料不及。杜教授的回答是这样：“我认为辩证法不仅仅是正反合那么简单，看问题还可以从侧面，上面、下面，我理解所谓辩证法就是应该多角度地看待问题。”
虽然我对新儒学不以为然，所以现在对杜教授讲的新儒学毫无印象，但必须说，杜维明教授还是有水平的，就这一句话让我醍醐灌顶，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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