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参加1981年的高考，拿了文科全县第一，在全省第几不清楚，只知道比全省第一名差了二十分。我英文只得了13分。（那一年高考英文100分只算一半。我瞎蒙了25分，打个对折，本来是12.5分，四舍五入得了13分，long long live chairman mao 让我丢了当省状元的机会）当时我看到英文基本是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谁知道日后居然会抄着德语和同事骂架，世事真是难料。
那一年是先知道分数，然后填报志愿。我当时其实很想学哲学，新闻，但父亲坚决不同意，因为他自己就在政治上起起落落，知道这两个专业都很容易出事。至于填哪个学校大家也没主意。父母亲请教了住在旁边的温家圳中学的一个校长，校长建议第一志愿填北大，第二志愿填复旦。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复旦与北大齐名，都是第一批提档，北大要是不录取我，复旦连我的档案都看不到。原来这校长其实也不懂，但装得很懂。
当时可以填三个志愿，我的第三志愿填的是“服从分配”。当时文科生能上的全国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只有十所，分别是北京的北大和人大、吉林大学、兰州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我还记得我很轻松地对同学说，只要不是吉林大学和兰州大学，哪所大学都可以。我那时对哪所大学都没概念，不想去吉林大学和兰州大学纯粹是因为这两所大学路途遥远，听说连米饭都没得吃。
没想到，入学通知书拿到手，居然就是最不想去的兰州大学，全家人都傻眼了。当时我想不去上学，第二年重考了。要是现在，肯定没有问题，很多中学一定会抢着要我去，还要给我不少钱，因为我肯定是他们的脸面啊。可在1981年的时候可没这个市场，而且要是录取了不去上学，还有可能被罚。千不愿，万不愿，还是得去。所以我会在《洗脑的历史》作者自我介绍中会写到我是被分配到兰州大学去的。可能是当时北京大学没要我，兰州大学将我捡过去了。不过，进了哲学系，也算遂了我的愿，老天爷还是挺公平的，不然，这世界上肯定没有《洗脑的历史》这本书了。
那一年大水将陇海线宝鸡到天水段冲毁，兰州大学的学生得坐火车到西安，然后学校派大巴从西安接上我们，经过彬县，平凉，崆峒山，翻过六盘山，走两天才能到兰州。等我到学校时，已经是九月中旬了。
路途上有几件事情记忆犹新。一件是在郑州火车站转车时，我和一起被兰州大学录取的中学同学在站前溜达。遇到一个长的白白净净的小姐姐，带个小男孩，说钱和车票都丢了，求我们给点钱。我慷慨解囊，给了这个小姐姐五毛钱。不要笑少，那时的五毛钱差不多等于现在的100块钱了。另外一个同行的大龄新生（老三届学生，下乡后考起学校，比我大12岁）赶过来拉走我们，说我们上当被骗了。我们俩还不相信。很不幸，事实教育了我们。时隔几个月，当我们放寒假回家时，在郑州站又碰到了这个带着弟弟的小姐姐，当然她不认识我们了，又上来说被人偷了钱和票，回不了家。回想我行走江湖的经历，这是唯一一次上当受骗了。
第二件事是全巴士除了两个女生外全是男生。还记得其中一个女生是现代物理系的新生。现代物理系就是核物理系对外的称呼。沿途也没有厕所，而且不断在修路，走走停停。男生要上厕所好办，站到车旁方便就是，还能比比谁尿得远。两个女生就有点作难了，大西北公路两边还没树木，她们得走很远才能避开人们的视线。有时，她们两个还没找到方便的地方，车子就开动了，她们又要忙不迭地往回跑，很是狼狈，遭了不少罪。
第三件事就是九月我们从南昌出发时还很热，大家都是短衣短裤，厚衣服都在箱子里，放在车顶上。西安还好，到了翻越六盘山时，山上就冷风嗖嗖了。翻过六盘山，就是宁夏固原地区的隆德县，在公路边的一个大车店过夜，早上起来水上都有冰渣，算是让我开了眼。那一夜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在2005年，在兰州参加完毕业20周年聚会后，返程途中，我特意找到隆德县住了一晚，只是那个大车店再也找不到了，六盘山也开通了隧道，不用翻山越岭了。直到2010年，我还特意又开车上了六盘山，十月份的天气，上面已经是银装素裹，进入冰雪世界了。
从郁郁葱葱的南方忽然来到荒凉的西北，反差还是很大的，南方同学甚至会为了争夺米饭在食堂大打出手。不过，因为剧烈的反差，也使我的眼界大为开阔，认识到人言不可尽信。因为在江西时，很多人听说我要到兰州读书，都会大惊失色，说兰州穷得要死，干得要死，饭都吃不上，似乎我去了就不能活着回来了。到了兰州以后，才知道兰州瓜果之丰盛，也是物产丰富之处。而且，周遭寥廓苍凉的景色别有一种意境，让人更加能体会到大自然的力量。所以，从2004年回国办企业以后，我每年都会开车到西北走上一个月，基本走遍了西北诸省和西藏，《西边有海》系列公路纪录片也得益于我的旅行。
在兰州大学，也遇到不少好老师：教高等物理、高等数学的熊先树老师口若悬河；教逻辑的陶景侃老师滴水不漏，我最喜欢的课程就是陶老师的“数理逻辑”课，没想到逻辑也可以像数学一般推导，演算，这种抽象真的可以给人美的感觉。陶老师的课也是我在兰州大学唯一得到满分的课程，文科能拿满分很稀罕，记得全班只有我一个。
教西方哲学史的袁义江老师高大白皙，讲话中带有江浙口音。袁老师教授西方哲学史，必须说，袁老师的课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别的思想。没想到时隔三十多年，我在江南某地居然还遇到了袁老师的侄孙女，也算是冥冥之中的缘分。
陶老师和袁老师都是北京大学1961年的毕业生。陶是法律系，袁是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兰州。陶老师先在兰州市检察院，后来在法院，然后在宣传部，最后调入兰大哲学系。而袁老师则被分配到兰州医学院打杂，与陶老师差不多同期调入兰大哲学系。
另外教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黄济福老师也是口才颇好，虽然带有广东口音。黄老师对于共运史的激情描述，为我写《洗脑的历史》投下了种子。而与当时还很年轻的李创同老师的探讨，使我对科学哲学的兴趣至今未灭。
当时兰州大学哲学系里平反后重新出山的前“右派”不少，除了鼎鼎大名的高尔泰，还有高尔泰的好友，教中国哲学史的老师杨子彬，还有一个教心理学的王老师。
这个我已经记不起来全名的王老师在讲到佛洛依德的《梦的解析》时，简单地告诉我们：佛洛依德将梦和大姑娘联系在一起，太下流了，不讲了。我现在估计其实这个王老师自己也不太知道弗洛伊德的理论到底讲了些什么。因为从1952年开始，中国就取消了心理学，作为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也很难看到国际上流行的学术著作，让他们谈弗洛伊德心理学，实在有些勉为其难了。
我曾经在兰州大学的图书馆借过《政府论》《论自由》等经典西方政治哲学著作，上面居然赫然盖着《限省军级借阅》或《限地师级借阅》的红章。连这类基础性的读物都不能够读到，五六十年代大学生的水平实际上有多高，大家可以想象。直到现在，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国落后世界太多，比自然科学方面的差别更大，原因就是在中国很难看到最新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即使有些翻译出版，除去阉割删减以外，能出版的绝大部分也是西方一些极左派的小众著作，与世界思想的主流差得太远。而文科教师们的外语水平和收入又不足以支撑他们自己去接触国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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