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政坛不倒翁就是五代十国的的冯道。他活了70多岁，“侍奉五朝、八姓、十三帝”，就是在五个朝代做过官，侍奉过8个家族，十三个皇帝，而且这官还都是大官，不是宰相就是太师，算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政坛常青树。
冯道生活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年代，可以与这个年代媲美的只有南北朝时期。比较起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的各个君主统治时间更为短暂，犹如走马灯似地旋转，让人目不暇接。能在这样的年代侍奉不同的君王四十年，甚至有些是异族的君王，实在是要点本事。
历史上对冯道的评价也褒贬不一，北宋初的宰相范质、薛居正对冯道非常崇拜，认为他做了很多好事。而北宋中后期的欧阳修、司马光则认为冯道有悖儒家之“忠”，道德沦丧，不管做过什么好事，也不足以弥补这个错误，是典型的贰臣。
撇开儒家从道德层面上的批评，我们可以说，冯道有点像现代西方国家政府中的事务官，即不是经过政治任命的公务员，不管上面的政治人物、政治团体如何变幻，总能保持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使得社会生活不会因为上层政治势力的变化而发生太大变化。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也不算是件坏事。
对于当时的君王来说，冯道这样的人也是极其需要的。当时的君王们基本都是马上打天下的主，有些还不是汉族人，能听懂汉语就不错了，下马治天下基本抓瞎。所以这些君王们也需要冯道这样的人来帮助他们来管理政府。瞌睡碰到枕头，两下一拍即合，成就了冯道的不倒翁之名。
推崇冯道的范质、薛居正都是宋初的名臣，范质本人也是从周朝的托孤大臣变为宋朝的宰相，他们生活的年代，著名的程朱理学还没形成，儒家的“忠”虽然很重要，但也还是可以通融的。
随着欧阳修、司马光（前者著有《新五代史》，后者著有《资治通鉴》）将冯道视为道德低下者，再加上程朱理学兴起（程朱理学经过元代，连绵到明代，中国哲学史上称为宋明理学），“忠”成为社会道德的最高标准，冯道也就成为了一个丑角人物。
按照儒学理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家，这个大家的家长就是皇帝。大家又是由无数个小家组成。在这些小家里，家长就是当仁不让的小皇帝。每个人在家服从家长，出了家门服从皇帝。在中国人的概念里，世界就是皇帝做家长的国，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扩大的家，这就是所谓的家国理论。
所以，无论是家，还是国，“忠”是头等大事。因为如果没有了忠诚，这家长，皇帝的权威从何而来，整个世界就要乱套了。
也是自宋代以后，“忠心”变成了儒学，以及整个中国人心目中一个无比重要的概念。你要忠于家族，你要忠于同乡，你要忠于同年（即同一年科举中榜的人），你要忠于同党，当然更要忠于君主。
明末名臣洪承畴虽然为清国入关立下汗马功劳，结果死后还是被列入《明季贰臣传》，清乾隆帝甚至发诏说到“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刑生，腼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当时为了统一中国，不得不用洪承畴这样的叛徒，从本心说，我是瞧不起这样不要脸的家伙的。
皇帝们可以用叛将，但一定不会喜欢叛将，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做叛将，这皇帝们怎么办？晚上还睡得着觉吗？
这个原则放在国家层面上管用，放在公司，家族层面也管用，在一个团队里，忠诚度是所有领导者都看重的。古今中外都同理。即使是在现代美国，每换一个总统，政治任命的官员都是总统的亲信，只有这样总统的意志才能贯彻下去，不然总统如何能为他的决定负责。所以你在美国很少看见一个智囊为三个不同的总统服务的场景。如果美国总统连任两届，每一届的顾问甚至都会不同。因为除了忠诚度的问题外，每个美国总统的施政理念都不同，肯定需要不同的智囊为他来出谋划策，而不是一个智囊管所有总统。从智囊本身来说，学有所长，当然希望自己的智慧能发挥作用，他帮助的总统也得和他的理念一致才行，不一致，这智囊也会拍屁股走人的。
所以，如果你发现某某某智囊真是厉害，可以为三个皇帝做国师，那首先说明这三个皇帝大概都与五代十国的皇帝们差不多，脑袋里没啥东西，逮着一个看上去有点文化的人就觉得很厉害了。其次这个智囊能为三个不同的皇帝服务，也说明他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想法，而是以皇帝的想法为想法，做得最好的就是将皇帝们的粗言秽语变成文雅的理论表述出来，深得皇帝们的普遍欢心。
前面我们说过，忠诚度是所有团体中都要求的，在中国更是为甚。一个可以为所有皇帝服务的夜壶当然不会得到任何皇帝的信赖，一有风吹草动必然首先抛出来当替罪羊。于是乎，本来锃光瓦亮的夜壶就会变成了一堆臭狗屎，而且顺风十里臭！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