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部说到了计划生育的逻辑硬伤，下部将告诉大家计划生育理论的背景以及实践，还有“社会抚养费”的始作俑者是谁！）
说起计划生育，就得谈到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的《人口学原理》。在这本出版于1798年的书里，马尔萨斯第一次提出了控制人口的想法。他的理由是：人口是成几何，也就是呈倍数成长，而食物却是呈算数增长，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不加以人为的控制，食物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最后就会以战争屠杀的形式消灭多余的人口。请注意，这个马尔萨斯本人是个牧师，也就是基督教神职人员，有8个兄弟姐妹，自己后来也结婚生子，有三个子女。马尔萨斯认为道德限制（包括晚婚和禁欲）手段可以控制人口增长，但应该只对劳动群众和贫困阶级采取这样的措施。因为根据他的理论，较低的社会阶层对于社会弊病要承担较大的责任。因为社会底层生的多，所以贫困。他的观点当然受到当时英国那些上流人士的欢迎（将问题推到低端人口头上也是国际性的问题）。
将这种计划生育理论付诸实际的是一个名叫汉佛莱•诺伊斯的人。1848年，诺伊斯在美国纽约州北部建立的奥奈达公社（the Oneida Community）,这个公社的最大的特点是“混婚制”。理论上讲，社区成员与另一位成员可以保持婚姻关系，但鼓励每位成员之间互相访问——也就是发生性行为。如果想要孩子，必须先要得到“优生学委员会”的许可。因此，为了避免女方怀孕，奥奈达男子会采取体外射精。
在一篇介绍这个公社的博文里（作者与这个公社的后人结婚）我读到：诺伊斯主张要摒弃一切自私观念，包括妻子、丈夫、孩子都不是私有的。“他认为，没有宗教，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而群婚制可以消灭自私自利之心，并确保尽善派理想的实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e7e327f010176d3.htm）
而他采取的节育措施是“提倡年纪大的女人与年轻的男人，年纪大的男子和年轻的女人之间的结合，反对年龄相近的青年男女之间的往来。这样把性功能衰弱的一方和性功能旺盛的另一方结合在一起，就可以把群婚制所释放出来的非凡的性能量‘装在一个特殊的容器之中’，培育了节欲的观念，减少了受孕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通过不同年龄组的结合，由上辈人向下辈人灌输耶稣第一的教义和爱的博大含义，使年轻人学会抑制自己的情感，把对一个小家庭的忠诚扩展到对公社的忠诚，对上帝的忠诚。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公社内男性成员一般都有节欲和尊重别人的信念。在两性关系上，男女都不直接向对方提出要求。通常是男性主动，认为自己的要求有可能受到欢迎的话，便鼓起勇气请求第三者（委员会选出的特定的老年人）安排一个约会。女方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到1869年公社已经富裕的时候，诺伊斯计划已久的优生优育的理论付诸实践了。.....他和一个特别委员会挑选了一批在智力、身体、遗传方面比较优越的男女，作为可以生殖后代的父母。十年间，这批父母一共生了58个孩子（全公社总共生了104个孩子）。孩子从小就离开父母，生活在‘儿童之家’，每星期可以见父母一次或两次。公社挑选了一批优秀的保教员，负责精心地抚养和教育这些孩子。孩子们称保教员为‘阿妈’‘阿爸’，过着没有溺爱或歧视，而是健康，快乐和幸福的生活。”
诺伊斯的追随者们相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用英雄的集体主义的精神鼓舞着我们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共产主义生活”。诺伊斯留下的著作有《圣经共产主义》（1848），《美国社会主义史》（1870），《科学生育》(1873)等等。
是不是这里面有些东西我们看着眼熟？我们从这里已经看到计划生育从社会精英的优越感进入了乌托邦的共产主义设计。我们也可以知道苏联，纳粹德国的理论从哪来的了。要想进一步了解这些的读者可以去读我的《洗脑的历史》，可以知道这些总是想充当上帝的狂人们是怎样来的，又是怎样走的，这里就不多说了。
计划生育在中国被注意、扩大，最终成为一项国策的推手应当首推曾经在1949年以后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
说到马寅初，我读大学时受当时官方媒体宣传影响一直以为他是个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现在查谷歌，才知道这位老兄“从1917年（民国6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主任。当时马寅初公开支持俄国十月革命，和李大钊成为好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AF%85%E5%88%9D）而且在“1931年（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马寅初发表《长期抵抗之准备》一文，批判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攘外安内政策。”（资料来源同上）
读过我的《洗脑的历史》一书的人都应该知道，1931年时中共的政策就是武装保卫苏维埃，共产国际大方针就是要让日本陷在中国，无暇对付苏联。
到了1939年，马寅初开始攻读马克思，认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是中国的“救命心丹”，“新民主主义”社会才是国人的愿景。其文皆刊于《新华日报》，一登即一整版。
我们知道当时的《新华日报》是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在一篇回忆录里写到过周恩来曾对马寅初说“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20年了啊！（http://www.people.com.cn/BIG5/shizheng/252/8434/8437/20020613/751972.html）
1940年11月24日，马寅初发表演讲《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来收回膨胀的纸币》，将蒋介石嘲弄为“家族英雄”，只知“包庇他的亲戚家族，危害国家民族”。演讲后不到半个月，国民党宪兵逮捕马寅初，先后关押于贵州息烽和江西上饶，1942年8月后又软禁于重庆歌乐山，不许他任公职，不许他演讲，不许他发表文章。这一次，仍旧是周恩来帮他渡过难关，马寅初遂公开表态:“我是一定要跟共产党走的！”。
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关于四大家族的控告基本上都是无中生有的，而且是由共产国际精心策划的。
1946年7月，十几天日之内，西南联大教授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遭到暗杀，杀手不明。马寅初仍执意去中央大学发表演讲，演讲题目是《旧中国经济的十大死路》。讲完了也没事。
以上种种可以说明，这马寅初早就是共产党的人了，难怪能在1949年以后当上北大的校长。
至于他的学问水平，我看到几个例子：
一次毛泽东问马寅初，中国人口为何增长得这么快，马寅初将人口激增归咎于“农村晚上没有电”。毛泽东调侃道:“你马寅初生了七个子女，是不是你家晚上也没有电啊？”马寅初闹了个大红脸。
如果说这只是一个笑谈的话，我们还可以从他正式提交的《新人口论》中看到：“我深信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一千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五十个人就可以做了（假定到处都是二十分之一），请问其余九百五十人怎么办？”
看到自动化对人力的解放，但却看不到人的创造性可以创造别的工作机会，实在不是一个知名教授应该有的水平。
对于马寅初的学术水平我不是很清楚，但可以肯定他是从政治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1957年2月，在全国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jishi/200806/0604_2663_579101.shtml）
更让我吃惊的是这个以推广计划生育而著名的教授，是有两个女人作为妻子一直在身边的，一共生了7个子女。而且后面的年轻妻子是他自己女儿的同学，结婚时比马寅初小22岁，还是一个13岁的小孩。有好事者查了下当时的民国法律，“民国时期的立法规定了男未满18岁、女未满16岁者不得结婚。”而且这还是在美国留学8年回国到北大任教之后。
而马的下面一段话更是给后来的收取社会抚养费提供了理论依据。“一般人往往不够了解，一个孩子要求家庭的开支，还抵不上要求国家的开支大，因此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国际认可的观点是家庭生育、抚养小孩是为社会做贡献，
因为抚养期间家庭的投入是远远大于国家补助的，还不谈心智、身体的劳累。一旦小孩成大成人，对社会更是贡献居多。马寅初的诡辩为当局收取不合理的社会抚养费制造了绝妙的理由。（从收社会抚养费到收生育基金，总有这样无良文人积极献策）
从上面几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计划生育的提出、流行、已及在世界和中国的实践，与某些人试图控制人类的行为模式是有关的，不管这种控制是在上帝，还是在爱，在某个主义的名义下面。这种试图充当上帝的行为，在欧洲、美国不过是增加了点茶余饭后的谈资，在中国却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而且余害久远。
所以，从计划生育的提出、实施、修正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学逻辑，懂推理很重要。但是，逻辑只是一种方法，不能包打天下。逻辑必须建立在一个正确的基点之上，才可以有益人类。如果从一个错误的基点出发，使用逻辑推出的结果更具迷惑，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如何找到正确的基点，使人类的理性能帮助人类走出困境而不是去帮助人类的兽性，去伤害人类，这是我下一讲要谈的内容。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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