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历史的浪花

几天前我写了《历史的浪花》，主要从我家族里的故事说说历史和个人命运的关系。文章发表出来后，家里的亲人反映强烈。我的姑父（毕业于1961年的师范生。他毕业后分配到江西柘林水电站子弟学校做老师，和我的母亲成为同事，然后与我父亲相识，因为与父亲比较投机，成为好友，娶了我父亲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姑为妻。姑父年轻时身材接近1.80米，白净，江西赣南的客家人，也是一个非常有才的人，他的故事我以后再说）。他告诉我，我父亲因为在反右运动中因为心直口快，差点被打成右派。虽然逃过一劫，但还是被惩罚性地下放。姑父告诉我，实际我父亲先是从江西省建下放江西永修县的云山垦殖场劳动，连带我的母亲也一起去了，只是头上没有右派的帽子，还拿干部工资。

姑父这样一说，我想起来当年父亲在家时确实谈起过在云山翻山越岭砍竹子搭房子的经历，只是我不知道这是在去柘林水库前的经历，我还以为是在去柘林水库以后的经历。

姑父还告诉我，因为父亲文笔和口才都很好，所以当1958年柘林水库上马动工之时，被调入柘林水库宣传部做秘书，做了《柘林水电报》的主编（柘林水库紧邻云山垦殖场）。据姑父说，父亲是当时柘林水电站的主要笔杆子，经常写文章。虽然是这样，父亲在柘林水库并没有得到提升。原因其实我也猜得到，姑父说父亲能说会道，有啥说啥，经常和姑父一起针砭时弊，谈对某人的看法。以我现在的阅历，当然知道像我父亲这样的人能在官场得意才怪了。

还好我的父亲有才，领导还是需要一些这样能干的人。所以1963年柘林水库下马时（柘林水库在70年初又重新上马，我的大姐后来又作为下乡知青被招到柘林水电工程局做电工，当时我的姑父负责部分招工。）我的父亲被柘林水库的上级部门，江西省水电厅看中，被调入省厅办公室做秘书，到了文革开始前，我的父亲行政级别被提了一级，从行政二十级到了行政十九级，每月工资是70元。

大家还真不要笑这工资，不算低了。我在198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江西省社科院的时候，第一年实习工资每月48元，一年后转正，加4块，月工资52元，还不如我父亲文革前的工资。

姑父给我的信中还提到，当时在柘林水库地方比较大，我的婆婆，就是祖母也跟在父亲身边帮忙带大姐，空余时间还能养猪。杀猪时会请姑父一起来吃。当时穷得连酱油都没有，只能放点盐调味，大家坐在小木墩上，就着废旧木板钉成的矮桌吃得兴高采烈，而我的婆婆则站在门口吃。时间过去这么多年，姑父还将场景记得如此清楚，可见当时能吃上猪肉是多么难得的事。这还是能得到国家保障的干部老师们的生活。

后面的历史我就知道得比较多了，以后我会在我的回忆录里详细写下，这次不过是小试牛刀。在《历史的浪花》中我说我读书的天赋来源于我母亲可能有些片面，至少我写作才能，对文字的敏感可能也与我的父亲有关。

从我父母、姑父他们的一生经历，我深深感到一种无奈。父亲少年加入共产党，从差点打成右派到卷入造反派，壮年赋闲，一生蹉跎。母亲和姑父从中专毕业一路当老师，三十几元月工资拿了半辈子。他们从智力和教育程度来说，都算当年中国人当中的佼佼者，但整个人生充满了艰辛和苦难。我当然也承认，其实他们的经历还不算太离奇，比他们辛苦的人多得是，我见过，读过太多这类困难故事。正因为我的父母、姑父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完全是按照1949年后的中国领导者的安排而生活的，可以代表大多数普通的中国人在1949年以后的遭遇，所以越发让人深省。

家族的经历让我时常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如何能够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从而不再将自己有限的生命浪费在这种无聊透顶的死循环当中。

当我试着将自己的思考说出来之时，就从书记市长们的座上客变成了不受他们欢迎的人，得到的回报大家也都知道了。既然如此，那我还是走吧，还是去建设自己的家园，拯救愿意被拯救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