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浪花

前晚找资料，翻到了一组家庭老照片。其中有父亲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照片，有和我们姐弟三人的照片，也有他在文革中出差时的照片。

照片上的父亲比我现在还要年轻，应该不到40岁，正是精壮的年纪。事实上，这段时间也是他人生中最出彩的时候。

父亲出生在1933年，什么时候的生日我完全没有印象，因为从来没有人给他过过生日。小时候听婆婆，就是北方人口中的奶奶，说过，父亲很小的时候因为躲日本鬼子，经常“跑反”，饿肚子，所以虽然我的公公，就是爷爷虽然身材比较高大（据老家的老人说，我的爷爷应该有我这么高，1.75米，在江西人中间已经算高个了），但父亲发育得并不是太好，只有不到1.70米的个子。这一点从我母亲家族也看得出来。我的外公身材也很高大，七十年代我看到他时，虽然已是老人，但目测至少在1.70米以上（有可能在1.75米左右，但童年的眼力要打问号，保守估计）。我的舅舅和母亲身材都比较小，很明显长身体时的营养不如祖辈人。

也是听老家的老人说，公公在当地算是有点能量的人，能开赌场，也会出头主持公道，婆婆在旁边卖卖吃食，也属于乡间有点见识的妇人了。想想我身上可能真的带有父亲家族的遗传，比较爱打抱不平，比较有勇气，所以到牢里还能做牢头，可能还有我祖母的灵活头脑。至于读书的天赋，很明显是来自我母亲。我母亲是五十年代南昌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也是她村里第一考到省城读书的人，第二个考进省城读书的人要过四十年，直到九十年代才出现，后来此人恰好还成为了我的读者，聊起来才知道原来和我母亲家是前后邻居。

1949年，政权更替，此时我的父亲正好在读初中。这样的孩子是新政权喜欢吸收的类型。能读懂文件，没有自己的思想。所以16岁的父亲就参加了土改工作队，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土改工作队员。朝廷有人好做官，公公在土改中也有惊无险，被评为中农。而我的外公就没那么幸运了，被评为了富农，家里的祖屋被分配进三户人家，自己只能居住其中一角。我母亲当时很小，才12岁，舅舅也和外公一样很老实，没被评为地主就不错了。好在江西东乡古属临川，也算鱼米之乡，家有田亩的比较多，大概还轮不到我外公做地主。不然我的母亲也没法去考师范了。

父亲参加完土改，又带领民工到省城搞建设，就此加入江西省建设公司，五十年代末经自己族妹，我母亲的中学同学介绍，与我母亲相识，成婚，之后有了我们三姐弟。

听母亲说，1957年反右，我父亲差点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江西永修的柘林水库带领民工修水库（现在的庐山西海），母亲跟随到工地做小学老师。公公于1962年在老家饿死，当然是说得病而亡。听大姐说，（因为忙不过来，只有大姐跟在父母身边，二姐放在老家，婆婆带），工地上经常着火，家里的一点财产都烧没了。1963年，大饥荒之后无钱搞建设，水库下马，父亲因为写得一笔好字（我看过他写得东西，钢笔字比我漂亮多了），也算是有口才，就被调往江西省水电厅办公室做秘书，也算混了个小科级，这在省厅里是不算官了。母亲也随他调往水电厅财会处做会计，从此母亲离开教育行业，成为了一个会计，之后也在这个职业上退休。

从到江西省水电厅以后，家里算是安定了几年，二姐也从老家接回南昌，我也在这个当中出生。我还未满一周岁，母亲又被派往江西抚州地区的黎川县搞“社教”，全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全国有几十万干部、学生被派往农村搞这个运动，运动主旨是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水平。（当然，过了五年，学生们又被派往农村，这次的口号是学生们必须向农民伯伯们学习。）到现在，母亲还为被派去搞“社教”耿耿于怀，因为除了乡下条件艰苦以外，还有对孩子的挂念。本人当年不到一岁，也算是“社教”的受害者。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兴起，父亲这类在厅里不算官的年轻干部当然起来响应领袖的号召，成为了“造反派”。可能因为家族的遗传，父亲比较有号召了，一不小心就成了江西省水电厅造反派的领导人。这一年父亲33岁。从姐姐们的口里，我知道了父亲甚至带领他的人背着枪参加了对抚州所谓“保皇派”的围攻，姐姐们还见过父亲带回家的武器。（这次抚州武斗事件在中国不算著名，因为死的人不多，但很典型。实际上是抚州军分区与抚州地方当局对抗代表中央文革的野战军，造反派和保皇派都是打酱油的。事后，抚州军分区司令员夏绍林被撤职关押，林彪事件后释放，官复原职）

闹腾了两年，学生不上课，工人不生产，干部不上班，经济自然吃不消。中央一声令下，青年人必须“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回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比，教育和被教育的对象正好对换），城镇人口要回乡，干部要精简。

当时江西省军管当局将全省的国营工厂和农场按序列编为兵团，将各个城市中的多余人口派往这些兵团。我父亲就带着一批南昌三中的学生回到了我老家东乡的一个工厂，东乡磷肥厂，兵团序号是31还是32团，我已记不清了。这个时候应该是1968年的冬天或1969年初，我依稀记得坐在敞篷大卡车上搬家的场景，好像当时还有雪飘下，这可能是我人生最早的记忆片段了。

记得我父亲最初担任一营的营长，后来转任基建营长，大概是因为我父亲出身建筑公司，比较熟悉建筑吧。我还记得的笑话是有老乡在我家争论过，我父亲到底是副营长，还是姓傅而被称为傅营长。

至于我父亲为什么离开当时的江西政治中心，离开当时的造反派权力中心，很遗憾我没有在我父亲在世的时候问过他，我的母亲和姐姐也没有谈过。虽然这样他当时少了很多权势，但后来也没有像留在南昌的那些造反派领袖被判徒刑坐牢，也是因祸得福。

在东乡磷肥厂待了五年以后，父亲又被调入另外一个工厂，升任政治部主任。因为这个工厂原来属于公安部门管理的劳动改造单位（简称劳改单位），后来回归公安厅管辖，我父亲就莫名其妙变成了警察，当然这是后话。在1974或1975年，这个厂还短暂成为江西省少管所。后来我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坐牢时还碰到几个在这个少管所待过的少年犯。现在这个工厂是江西省一个著名监狱，很多江西落马的高管待在里面。

因为政治部主任管理人事，文化宣传，这给嗜书如命的我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发到县团级的“灰皮书”就是在这段时间读到的。这些学习材料没几个干部读，倒成了我的课余读物。家里的《毛泽东选集》《马恩选集》《列宁选集》《联共（布）简史》都是必备之物，有些我还带到了大学，后面在写《洗脑的历史》时，还引用了《列宁选集》里的内容。

所以前段时间北大校长因为将“鸿鹄”读成“鸿浩”而道歉时，说自己少时只能读《联共（布）简史》，我马上知道这校长的父亲绝不是什么普通干部，一定是个负责任的干部，不然家里不会有这本书。随便说一句，吉拉斯的《新阶级》也是这个时候读到的。这些阅读培养了我对政治学和哲学的兴趣。当然，将《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当故事读，是我们那个年代爱读书小孩的秘密。

这段时间里，我印象最深的是政治上的翻云覆雨。原来的政治红人陈伯达、副统帅林彪先后出事，最后是抓起了四人帮，伟大领袖变成了罪犯的家属。

抓起四人帮以后，全国清算造反派，我父亲也算其中，自然就靠边站了，这年是1976年，我父亲刚刚43岁，比我现在还年轻11岁。从此之后他基本靠边站，为儿女的事操心，为自己的生活操心。1994年，刚刚退休的父亲因为从高处跌落，抢救不及时而去世。这时我刚到瑞士留学两年，接到噩耗后连夜从瑞士赶回，总算参加了父亲的追悼会，在父亲进焚化炉前握了握他冰冷的手，我记得那是我最后一次因为伤心而掉下了眼泪。

我父亲出身也算殷实，能力也不错，本该是活得不错的。但因为政治风云的变换，正值壮年就废了，早早地进入老年状态，也早早地过世。

凭心而论，我父亲的经历还不是太悲惨。比他悲惨的有的是。

父亲有一族亲，在民国时曾官至江西省警察厅长。1949年时四个儿子走了三个，最小的一个儿子不愿走，觉得自己是留日学生，虽然做过几天乡长，也是为百姓们办事，没做什么恶事，没什么可怕的。

结果，这个留下的儿子就被枪毙了。十年前我还遇到过走掉的三个儿子中的一个回家扫墓，他退休前的身份是国军一个师的政治部主任，记得他还给了我一本自己写的小说草稿，让我提意见。

父亲告诉我，在土改和大镇反时期，一个共产党的乡长就可以决定杀谁和不杀谁。

另外一个亲戚的故事就更悲惨。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妻。男的是军统的电讯专家。本可以直接去台湾，因为舍不下刚结婚的娇妻，弯回家看看，结果掉队没走成，被抓住以后被处决，女的一辈子守寡。

外公一家本是靠自己吃饭的老实农民。土改以来，几亩田被分掉，房子也要和人共享。2014年清明我陪老母亲去老家扫墓，她居住过的祖屋已经变成了危房，2017年再去，已经变成平地了，据说也是拆除空心房。

这些都是发生在我的家族当中的事。关于土改，镇反，工商改造的悲惨故事网上有很多，我的《洗脑的历史》也讲到了很多。

讲古是为今，聪明人就该从历史中吸收教训。

我的父母亲在1949年时还很年轻，他们的父母也不太知道外面的事，所以他们无从选择。后面遭受到的苦难也无法避免。

而那个父亲做过江西省警察厅长的四个儿子，就因为一念之差，个人和后代的命运截然不同。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1949年时，国共不共戴天，抓住了对方的人就往死里整，就像我那个在军统服务的亲戚。但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台湾关系成了香饽饽。到了现在，台湾的国民党基本就差要跪舔共产党了，此一时彼一时，时间不过才过去不到70年。

70年在中国的千年历史中很短，在人类上百年的进化当中可以忽略不计，就像我在《人性兽性各走半边——智者们的幸福路》一书中讲的一样，人类最终要抛弃兽性社会，走进人类社会。目前中国的现状，不过是人类发展长河中翻起的一小浪花，很快就会消失，归复平静。

但是，具体到个人则大不相同。70年很长，足足可以消耗三代人的精力与生命。你要不小心被这朵浊浪拍着，被影响的可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几代人。像我那个丈夫被枪毙的亲戚终身没有孩子，直接就断了后，再也没有什么历史了。

所以，我在2016年7月一出牢房，就立刻策划目前正在推出的诺和西海项目。我之前写过《中国未来之我见》，告诉过大家，未来人民币一定会变成冥币，未来中国一定不会平安转型，一定会有一场大的混乱。原因就是中国不仅从未与世界同步进行人性教育，而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将种种愚蠢的理论灌输到国人脑中，绝大部分国人愚蠢，暴力，奉行丛林法则，即所谓的狼文化。说实在的，这类人在强权前面是乖乖羊，在弱小者面前才会露出利齿。

我和我的朋友要做得就是，找一块能承载我们理想的土地，按照平等，自愿，互助的原则建立起我们社区，远离那帮互相撕咬的狼羊！

好在，经过两年的辛勤工作，这样的社区总算启动了，距我们的理想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