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２９年后的回忆》里我交代了１９８９年天安门运动的背景，告诉大家这一事件起源实际是１９８０年以来大家对“文革”的反思，以及中共对这种反思的打击即“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１９８６年冬合肥、北京、上海学生提出的民主要求实际上比１９８９年天安门运动要清晰。记得当时我经常收听《美国之音》对这场运动的报道，时刻关注运动的走向。以至于近些年上《美国之音》的节目时，一听主持人许波先生的声音，就想起了当年他报道１９８６年学生运动的往事，很是亲切。因为在处理１９８６年学生运动的意见不合，中共的傀儡总书记胡耀邦被实际掌权人邓小平撤职，１９８９年初，胡耀邦因心脏病过世，北京的学生们借清明节纪念胡耀邦开始了一系列的悼念活动，最后与４月２２日发生了在新华门前的大游行。接着中共发表了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实际社论在４月２５日就在北京到处播报，其中的语调与文革语调一摸一样。）学生们为了自保，４月２７日发动大游行，要求中共撤回社论，保证不秋后算账。（4月26晚我本人在北大三角地听过学生们关于第二天游行的讨论，有些学生已经在讨论坦克来了怎么办的话题），四二七大游行后中共对学生的要求没有反应，学生开始绝食抗议，然后就有了各行各业支持学生的五一七大游行，各行各业的人都开始支持学生。除了同情学生之外，文化人希望能有新闻自由，普通市民希望降低物价，同时大家对官员及官员家属利用双轨制轻松挣大钱极为不满，于是一场学生运动就变成了一场全民参与的运动。
作为一名政治学研究者，作为一个热爱民主自由的人，我当然非常关心这场运动的走向，而且非常偶然地地亲历了两次大游行和天安门广场戒严等关键场合，但说老实话我当时对运动的方向，形式，组织并不是很清楚，某些方面也不是百分之百地赞成，所以更多地是观察，想更多地记录下这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
前面说过我觉得在中国已经看不到希望，所以就想到当时心目中的发达民主国家去看看。选择瑞士而不是美国也是因为从大学开始就学德语，只能申请德语国家的大学。
到了瑞士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不过在瑞士作为学生打工挣的工资不少，语言关一过，基本也就没啥问题了。在还没过语言关的时候，就遇到了学校里基督教组织的热烈欢迎。参加了几次教会活动后，我惊奇地发现，这些基督教组织的行为方式，组织形式与中共极为相似，这是我写《洗脑的历史》灵感的最初来源。在瑞士，最初是读书，挣钱，后来做生意，拍电影，基本上与政治无关了，不过从中对瑞士，德国社会结构，主流思想倒也是摸了个门清。
2004年，12年后我又返回了中国。这次是 与德国人合作在中国开起了工厂，开启了我五年多的机械制造业生涯。后来我自嘲说，我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电影导演同时精通机械制造业的全套流程，或者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机械公司的老总会导演电影吧！
在做机械工厂的同时我还做起了工业地产，成了当地政府的红人，经常是省市领导们的座上宾，我也成了省市对外交流的名片。来了德国客人，领导们还要拉着我当翻译。最搞笑的一次本来我是领导邀请的陪客，但专业翻译听不懂领导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中国话，结果我成了主翻译。
我从中共政府的座上宾变为阶下囚始于我开始在微博上发言，然后在天涯杂谈，猫眼看人等热门网站上写文章。随着我在微博上粉丝逐渐增多，尤其是我的《洗脑的历史》在天涯社区获得极高关注，网络影响变大以后。到了2013年我的公路纪录片《西边有海》被下架。2014年《洗脑的历史》在台湾出版后不久中共的秘密警察“国内政治安全保卫总队”（江西）特别发出机密文件，将我出书之事列为”政治案件非政治化处理“的典型案件，将我在2014年9月9日深夜秘密抓捕。
下面两张照片是2014年8月21日，江西省公安厅国内安全总队发给南昌市青山湖区分局的函。为什么江西省的国内安全总队（简称国保）不直接抓我，而是要绕个圈子让青山湖区的警察出面呢？要害在最后一段：
“该案为‘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原则的具体应用，本质系国保案件，按照省厅有关意见，应不纳入执法考评监督检查”。也就是说，在中国，只要你触及了中共的核心利益，就不再有法制一说，所谓的法制建设，都是伪装的面孔。而且，“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这句话打括号，显然是中央文件上的原话。国保直接抓我是政治案件，授予国际社会指责中共搞政治迫害的口实。转个圈，让青山湖分局经侦队以涉嫌非法经营罪的名义抓我，国际上就不好说话了。
从这份文件中大家可以看到，我被他们盯上的真正原因是“否定我党建国执政的合法性”。但大家还要注意里面这段话“并对我党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等极端侮辱、抹黑，影响十分恶劣”。
不要小看这个“等”字，耐人寻味。在《洗脑的历史》第九章，我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三人的发迹历史为红线叙述了中共从无到有，在苏联的一手扶持之下夺取了政权并实施残酷统治的事实。其中毛泽东后人凋落，周恩来干脆没有，刘少奇的后人在2014年却还是很是活跃，而且刘少奇在文革后的中共叙事中都是悲情人物，但我在书中指出了刘少奇所做之恶不会比毛泽东、周恩来少，在文革前，甚至文革前期刘少奇都是中共很多统治手段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刘少奇不过是一个中共权斗中的失败者，没有什么好值得同情的。而且我当时主要活跃在北京，也根本不涉及江西地方事务，指令从何而下，一目了然。
另外，注意在此文件中的关于我的“罪行”的一处用词；“付志彬私自在境内销售未经国家有关部门许可的境外书籍”，以后在法庭上因此发生了一桩有趣，但又可悲的事情，等我慢慢道来。
这份江西省公安厅国内政治保卫总队发出的机密文件，又是如何流出，我为何到现在才公布出来，也都待后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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