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世界华文界关于中国大陆的热点新闻有三件，第一件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办是对外的称呼，对内称呼是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所属的五洲出版社与中共中央宣传部所属的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一本名为《大国战疫》的书。宣传系统两巨头联合出版一本书，不可谓不器重，不隆重，可是，2月26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才对这本书进行了报道，基本还没人见过这本书，3月1日书就下架了，大家只能从这本书的简介中知道一些梗概，大约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如何英明伟大，领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战胜武汉疫情，人民重新过上幸福生活的故事。下架的公开理由是说因为疫情印刷厂没有复工，没法印刷。这个下架理由与这本书名就很违和。武汉疫情致使一本歌颂中共战胜武汉疫情的书没法印刷，幽默剧大师都不敢这么写啊！
第二件事是在2月2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总书记来过我们家》栏目里发了篇题目为“日子过得像蜜一样甜”的文章，说的是习近平走进普通老百姓家，老百姓生活美满的故事。这篇文章惹起骂声一片，被隔离的武汉市民尤其恼火，纷纷邀请习近平到武汉来看看。
第三件事是3月4日，新华网发了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题目是《理直气壮，世界应该感谢中国》文章大意是美国当初禁止中国人进入美国，第一个宣布从中国撤侨，幸灾乐祸，现在美国也出现了疫情，中国人没有禁止美国人入境，也没有撤侨，更没有禁止口罩等医疗产品出口美国。所以之前有人说中国欠世界一个道歉是荒谬的，中国为切断疫情向世界扩散做出了巨大牺牲，而且根据钟南山的研究，武汉病毒虽然首先在这个爆发，但源头不一定在中国。最后，文章说，“现在我们应该理直气壮的表示，美国欠中国一个道歉，世界欠中国一声感谢，没有中国的巨大牺牲和付出，就不可能为全世界赢得宝贵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时间窗口，可以说中国一己之力，硬生生的将新冠肺炎疫情挡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真的是惊天地、泣鬼神！”（链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3/04/c_1125660473.htm）
人说流氓不可怕，可怕的是流氓有文化。这篇文章最后这段话直白说就是这病毒不是来源于中国，是被人带到中国传播，然后中国花了很大代价控制这病毒，不让这病毒传到全世界，所以世界要感谢中国，美国要向中国道歉。
老傅在之前的有关武汉疫情的文章中指出过钟南山的学术素养非常欠缺，更多是一个政治医生和商人。现在钟南山不负责任地暗示武汉肺炎起源他国，还带头宣誓加入共产党，更显示出老傅对他的判断正确。对于钟南山暗示武汉病毒起源它处的说法，科学界已有人批驳，不需要老傅在这里再费口舌。老傅只想提醒大家，从意大利和伊朗爆发疫情的时间来看，与从中国传过去的时间是吻合的，而且意大利北部生活着大量的温州人，直到1月30日，温州人仍然可以从中国直飞意大利，同时我们也知道温州疫情非常严重，过完年的温州人肯定有在1月30日之前回到意大利的，病毒通过某个患病的温州人传到意大利是大概率事件。而另一个武汉疫情高发国伊朗也与中国关系密切，中国人可以免签证前往伊朗旅游，另外还有数量不小的中国人在伊朗工作，在武汉疫情爆发以后，伊朗比意大利还晚两天，迟到2月1日才宣布禁止中国人入境。现在中国倒打一耙说武汉病毒是从别的地方输入到中国的，只有流氓两字才可形容这样的行经。难怪中国大陆微信圈会流行美国军运会运动员放毒的谣言，可以肯定，这些都是中共宣传人员的作品，中共的宣传部有两个功能，一是扇起仇恨，比如说美国人放毒；另一个是推卸责任，比如说武汉病毒来源国外。
当然，推卸完责任后就要证明自己的伟大和光荣，就要证明自己如何能“惊天地，泣鬼神”，于是就有了《大国战疫》这样的书。当然还要证明领袖爱护人民，人民爱戴领袖，所以又有了新华社的“甜蜜”文章。
但宣传口的工作人员忘了这疫情还没结束，全中国还有上亿人枯坐家中，还有上万的人在病床上煎熬，面临破产的工厂主和面临失业的工人更是不计其数；他们更是忘了，他们的伟大领袖懦弱得甚至连武汉都没敢去，本来想给领袖抹些脂粉，一不小心却涂成了个大花脸，落得个世人笑话。
从老傅看来，这一切都是必然的。
很久很久以前，老傅就注意到，中共的宣传手法一直沿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手法，当然，这种手法也不是中共独创的，而是抄袭苏联的，也就是说，现在中共玩的这套宣传手法（后者说洗脑手法）都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
苏联共产党在一百年前创立这套洗脑手法时，虽然从东正教里借鉴了绝大部分，但还是有些创新，比如将巴甫洛夫的动物反射理论用在人类身上，用恐怖增加洗脑效果（详情见我的《洗脑的历史》第七章）等。中共借助着苏联的支持，在70年前获得政权，也将苏联的洗脑技术全盘接受，甚至造的神都差不多。比如堵枪眼的黄继光，他的俄国版原版叫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Александр Матросов），堵的是德国人的机枪眼，中共的宣传人员知道这件事是通过一本小说苏联《普通一兵》。可以这样说，中国人知道的英雄，都可以在前苏联的英雄谱里找到相似的模板，当然，中共杀人的手法也是学苏联的，尤其是自己人杀自己人特别凶狠也是来自苏联的真传。
类似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雷锋这类在上世界五十、六十年代造出的英雄，能在中国人心目中扎下根，当然主要是由于中共控制了所有媒体，但我们也要看到，当时中国人知识贫乏，很难对那些有悖物理学，数学，化学的神话提出质疑。你可以想想，六十年代时有几个人有车，会知道汽车挡泥板底下不会有螺丝，有几个人有照相机，知道背光，闪光灯，补光等照相知识，也很少人会用数学知识去计算出雷锋捡大粪的不合理之处，用物理学计算出人的肉体根本不可能挡住机枪子弹。
随着时代的推移，人的知识水平有了长足进步，互联网的出现也让很多人在官媒之外有了发声的渠道，以前的英雄逐渐让人看出了马脚。但宣传部的人马似乎对此变化浑然不知，仍然不停地造出各种破绽百出、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比如说每天步行60公里的乡村医生，几乎抽干浑身血的炼钢工人，不管父亲濒临死亡也要去唱红歌的傻儿，还有最近发生的将钱丢在公安局就跑的男男女女。
有时候老傅会想，宣传部的人怎么可能如此之蠢，一模一样地照着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模板制造宣传典型，除了时间，基本就没有什么改动。
细想一下也释然，都是体制的错！
在中共这种专制体制下，每个单位的决定权都在书记手里，他要挑选的人当然是要自己喜欢的人，首先要忠于自己，就是说要听话，然后才是才华。而且才华能应付日常的工作就可以了，不然自己就有被顶替的可能性。这就是武大郎开店的效果，比自己高的不要。在基层的支部是这样，到了中央的部委也不会两样，最后全党的人才华都不能高过主席或总书记，最后就出现了习近平的定于一尊。
在这种体制之下，能爬上高位者，必定要功于权斗而疏于干事，如果谁反着来，一定会早早出局或落到一个闲职单位，蹉跎余生。所以，揣摩领导心思，讨领导喜欢，不犯错误就成了最高原则。那么，干事时有前例可循就是最安全的，任何的标新立异都是很危险的。
这样，一方面有能力者很难爬上高位，能爬上高位者都是善于揣摩领导心思的人，另一方面，在位之人最安全的就是按照已有的路线走，不要逾规。
如果我们从这两个方面去看前面我们谈到的三个热点新闻，我们就能理解它们背后的玄机了。
武汉疫情对习近平的威信造成了极大伤害，急需提振声望。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王沪宁理解老板的心思，就指令中宣部和外宣办联合编撰了这本《大国战疫》，为习近平评功摆好。
因为习近平一直被人诟病不亲民，加上马上又要到春节了，所以从2020年1月5日开始，《人民日报》开了一个专栏《总书记来过我们家》，将习近平访问过的家庭逐一点名。1月份还只有稀稀拉拉的几篇，到了2月份，当网上舆论指责习近平不愿到疫区访问时，这个栏目发文数量明显超过1月份，为习总书记解围的意图很明显，直到2月29日发表的《日子过得像蜜一样》惹了众怒。中宣部反应迟钝，在3月2日还在同一专栏发了题为《美好家园乐融融》。到现在我还不能肯定，这中宣部，或者它的领导王沪宁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个梦游般的文章实际对他们的主子习近平造成了完全负面的影响，犹如一种高级黑，让习近平的胆小怯懦昭示在众人之前。
网上有人呼吁王沪宁下台，理由是他主管的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如此低劣的吹捧文章和书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老傅认为，王沪宁下不下台不重要，即使王沪宁下台，制度不变，换上来的李沪宁，张沪宁同样会组织人出版这样的吹捧书籍和马屁文章，因为这是领导喜欢的。
再说，王沪宁被选为意识形态的主管本身就是劣币驱良币的结果。王沪宁能做三朝国师，就必然要没有自己的观点，必须会察言观色，揣摩领导的心态。你见过有自己主见的人会与所有的人意见一致吗？没有自己的观点就得抄。当年王沪宁教政治学时就没自己的观点，只会抄袭剪贴，到了现在也别指望他有什么新意，所以就有了令人作呕的《大国战疫》，有了全国人们集体坐牢，《人民日报》却不停发表不是“像蜜一样”就是“美好家园乐融融”的狗屎文章，往全国人民充满怒火的心里再浇几勺油。
总之，这种愚蠢是制度性的，不是换一两个人就能解决的，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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