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同事新婚燕尔，很早就回了武汉过年。他妻子是武汉市第一医院的一线医务人员，疫情一来，忙得不可开交，吃住都在医院，弄得我的同事独守空房，很是郁闷。
前天同事告诉我，妻子回来了。医院派人将他妻子这批已经在一线忙了十几天的医护人员替换下来，让他们各自回家，自我隔离14天以后，没被感染的话再上班。
同事在武汉买了房，小两口单独住。妻子回来当然是件高兴的事，不过这在家隔离算怎么回事？如果同事妻子在14天之内发病，那么我的同事岂不是也会被感染？
我同事妻子的情况不是孤例，在网上看到有小区不让下班的医护人员进小区回家，理由是怕传染。网上对这事骂声一片，不过老傅却有不同看法。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性超过萨斯，大家害怕传染也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这些医院的所作所为。既然这些医护人员接触了武汉病毒（简称一下，不然太麻烦）感染者，按照规矩，他们离开医院回到普通社会，就该进行14天隔离后才可以接触他们的家人，不然万一他们感染了病毒，就会传染给他们的家人。我的同事还好，只是一个年强力壮的男人在家，除了抵抗力比较强以外，即使感染了就最多一个人的事。如果他家是个大家庭，有老人和孩子，不是又要多出一堆武汉病毒感染者吗？武汉的领导们怎么能这样做事，一面说要隔绝病毒，一方面让接触了病毒的医护人员回家隔离，难道领导们相信医护人员的家人对武汉病毒都有天然免疫力？
同事妻子的领导肯定都是在医院工作多年的人，对待传染病竟然如此掉以轻心，还不如我这样一个从没学过医学，很少去医院的人，可见其专业素养很差。
说到中国医护人员的专业素质，当然就要提到目前出镜率很高的几个卫健委出巡武汉的高级别专家组成员。
先说说大名鼎鼎，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如神一样存在的钟南山吧。钟南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在2003年“非典”中一战成名，在中国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钟院士出生于1936年，1955年考上北京医学院，五年后毕业留校从事教学，做了基础部放射教研室（代号101教研室）的助教（不知为什么有文章说他在大学只读了三年半的书，不过我知道文革前的中国大学，四年学习时间里学生大约只有一年时间在学校学习，其他时间都在参加各种运动）。1964年到1966年到山东乳山参加“社教”，1966年和1967年文革期间的活动没有记载，以他的年纪，参加造反派的可能性很大，不过也可能是逍遥派。1968年曾到锅炉房烧锅炉。1969年参加北京医学院组织的“医学教育革命探索队”作为带队老师到河北承德的宽城县，这时的钟南山基本扮演辅导员的角色。直到9171年，钟南山因为妻子的原因才调到广州，进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36岁的钟南山才开始了医生生涯。最开始在急诊室当住院医生，然后慢慢有了今天的地位。在初当医生时还闹过将消化道出血病人当肺结核病人治的笑话。
接下去说曾光。曾光生于1946年，1970年毕业于河北医学院，何时考进去的到处都查不到。文革前，读完中小学一共需要12年，而且他是第二次高考才被录取，曾光进入河北医学院的时间应该不会早于1965年，也就是说，他在文革爆发前真正读书的时间只有一年，其他时间都交给了运动。在河北承德的宽城县（与钟南山同一个县下乡）一个要啥没啥的乡镇医院工作到1979年。这一年他考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的工作经历不详，应该一直在中央卫生部工作，现任中国疾病控制中心首席科学家。
相对前面两位的简历，后面二位专家的简历比较简单，求学，工作。
高福，2019年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赴武汉专家组组长，1961年生，1979年考入山西农业大学学习兽医，四年后获兽医学学士学位。1983年考入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微生物和动物传染病学，还是兽医。毕业后留校，五年后去了英国读博士，比老傅去瑞士留学早一年。1994年获牛津大学生物化学（分子病毒）学博士，摆脱了兽医阴影。以后反正就是在国外一直流浪做博士后，他的简历上说是博士生导师，那是骗中国人的。这种百年博士后就是作为教授的助手指导后进的学弟做实验，老傅在瑞士留学时见多了，各国人都有。2004年高福时来运转，被中共“百人计划”选中，出任中科院微生物所所长，四年后因工作能力不佳被撤，转而担任北京生命科学院副院长，至于他能当上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部院士，那得感谢他背后的贵人。贵人是谁，后面再讲。你要问老傅怎么知道这么多，呵呵，要知道，虽然老傅学得是文科，学理科的朋友可不少，认识高福的人也不少。
袁国勇，香港人，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在香港。1981年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就一直从事微生物研究，2003年对抗萨斯时首次确认萨斯由冠状病毒引起，而且病毒很可能源自果子狸。袁与港府和中共关系都很好，经常出任港府的科学顾问，同时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最后，但是最重要的人物出场，李兰娟，中国工程院院士，集官学商三位一体的人物。此女生于1947年9月，比曾光只小一岁，就是这一岁的差距，就让人生有天壤之别。1965年曾光能考大学，但李兰娟1966年高中毕业就只能回家当赤脚医生了。到了1970年，李兰娟被推荐上了浙江医科大学，3年后（当时这批工农兵学员在大学时间只有3年，主要搞政治运动）毕业分配到附属医院，学习期间还加入了共产党，可见是个党喜欢的青年，估计也是批林批孔，反资产阶级复辟的积极分子。这样的人，搞专业肯定是不行的，但如果你去查百度百科，李院士名下全是满满地学术头衔，一定会吓倒你，不过看看维基百科，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1973年起任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医师、党支部委员、团委书记，1984年任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1987年任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治医师、党委副书记，1993年任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主任医师、党委书记、副院长，1996年任浙江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1998年晋升正高职称，被评为浙一医院主任医师，浙江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学博士生导师、教授。同年至2008年任浙江省卫生厅党组书记、厅长”
看得出，李院士是先当官，然后就有了一切，她的院士头衔也是在当卫生厅长任上得到的。同时注意，在2002年到2007年，她的顶头上司是习近平。在网上我找到一段话：
“2003年时，声势汹涌的“非典”（SARS）爆发，56岁的李兰娟，作为卫生厅厅长，对浙江省“非典”防治应对十分给力。
浙江出现SARS病例的当天早上5点，浙江省卫生厅便向社会及时公布。而在当晚，杭州就对密切接触病人的1000多人，进行了就地隔离。
当时，人们对这种新型传染病的重视程度还不够，社会上一度有不同看法，质疑一时间隔离这么多人，是不是小题大做。
但李兰娟力排众议，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支持下，根据传染病法，坚持对SARS这种达到甲类传染病程度的病种患者，予以隔离。”
从此我们可以推断，李兰娟可以上达天听，同时习近平对用隔离的办法处理疫情是有过成功经验的。记住这一点。
这李院士还与她的丈夫，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成立了森兰集团，旗下有名目繁多的公司，据说总数达到70多家，大家可以在网上查查，两口子也算是生财有道。郑树森本人以肝移植著名，但在世界上名声很臭，因为他用的肝脏说不清来源，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好了，说完了这几个专家的简历，我们就会知道这些专家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打自己的脸了。
钟南山在1月28日宣称，一周或十天会出现拐点，在元宵节，也就是2月8日左右达到峰值，从那开始患病人数开始下降。
过了五天，到了2月2日，一周时间快到，钟南山又说，病毒传播将在未来10天至两周内达到高峰。
过了9天，到了元宵节，全国各地患病人数还在攀升，钟院士在2月11日说，拐点应该在二月中下旬出现，还是10天到两周的周期。前两天，钟南山团队又出了耸人听闻的消息，说有潜伏了42天才发病的人，这是为疫情峰值迟迟不到找借口吗？
中国疾控中心的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武汉封城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24日，就在微博上说，五到十天就会见分晓。意思就是说患病人数在五天到十天会开始下降。
在查阅有关报道时，我还看到这样的文字：
“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曾光第一次来到武汉时，当地的临床医生比较乐观，告诉他疫情并不严重，依旧是一代病例，没有出现人传人的情况。
1月19日，曾光再次来到武汉，临床医生改变了判断：‘比想象的要严重。’”。
老傅倒要问问了，你是中国疾控中心的首席科学家，难道下面的临床医生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不用自己去调查么？如果这样，你还有什么必要到武汉来，在北京打电话就可以了啊。很明显是推卸责任的话。
高福院士作为第一次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和第二次高级别专家组成员至少两次到武汉。第一次到武汉后，传给公众的信息是疫情可控可防，不会人传人。第二次没有怎么发言，因为事实打了他的脸，他也没什么好说的。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同一个高福于1月29日在英国著名专业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文章，文中说，在2020年1月1日前发病的病例中，有55％与华南海鲜市场相关，而在此后发病的病例中，仅8.6％与海鲜市场相关。换句话说，就是2020年1月1日以前发病病例里，有将近一半的人是通过别人传染上的。可是高福也好，这篇文章另一个作者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也好，还在1月中旬信誓旦旦地通过央视说这个疾病不会人传人，没有医护人员感染。
高福和冯子健的这篇文章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质问他们，既然你们在1月初就知道了病毒会人传人，为什么还公然撒谎。
高冯二人的解释是这些资料都是事后知道的。老傅告诉大家，他们又在撒谎。
老傅在网上找到一篇关于中国疾控中心的报道。报道是这样说的：
中疾控原副主任杨功焕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国家CDC（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的简称）建立了一套网络直报系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横向覆蓋全国，纵向“到乡镇卫生院的电脑里都可以看到这个网络系统”。
只要发现传染性病例、包括不明原因肺炎，医院都要直接在这套系统上报告病例，包括中疾控在内的各级疾控部门都能第一时间了解情况。
CDC有一组人专门监测，每天写分析报告。一旦发现不明肺炎在一个地方超过5例，就自动触发核查机制：由CDC派人去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病人的访视、采取样本。
杨功焕强调，这套网络直报系统并不是逐级报告，而是只要医院在网络系统中点击报告了病例，中疾控第一时间就应该收到。
“在全国所有的地方，只要下边报告、点了，哪怕是点一例，我们都能在系统上第一时间看到”。
那么，武汉的医生们把病情及时上报了中国疾控中心吗？
当然！老傅又找到一篇报道，是这样说的：
“2019年12月26日上午，一对老人在儿子陪同下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看病，该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观察俩人胸部CT片，发现情况不对劲。他又建议送夫妻来医院的其子拍了CT，结果CT表现与父母十分相似。也在那天下午，一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病症与之前一家三口相似。
张继先赶紧将四位病人反常情况汇报医院相关部门和领导，医院立马将这些异样上报江汉区疾控部门。27日，28日，29日该院接连收治3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至此，该院收治了7名病人肺部CT表现一致的患者。”7名病人4人与华南海鲜市场有直接关系，3人与华南海鲜市场无关。这让张继先意识到事态严重，再次向院里汇报，该院组织10名专家对7名患者“会诊”，一致认为，需立刻再次将七名病人异常情况上报，以引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12月29日下午两点半左右，该院向省、市、区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2019年12月29日下午五点钟，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疾控部门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来该院做流行病学调查。当天，该院将收治7名病人的6名，转移到武汉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定点医院金银潭医院。
元旦期间，医院呼吸科原本一天100人左右接诊量，猛增到200多人，许多人呈现出与最初7名病人相同病状。元旦之后，医院开始四处采购全套标准医用防护用品，包括帽子、口罩、防护服、鞋套等，但市场存量有限，新年将至很多工厂停工，拿钱也买不到东西。
2019年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派第一批专家组抵达武汉指导疫情处置，8名专家组组长是中疾控主任高福。
2019年12月8日，中科院武汉病毒所P4实验室，已识别出一种从未见过的病毒，经分离、测定、排序，确定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通过追“踪”溯源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按程序迅速向国家卫健委和国家疾控中心报告‘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和疫情’。”
为什么2019年12月8日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就能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呢？
因为在12月1日武汉的金银滩医院（即武汉传染病医院）就收治了受这种病毒感染的病人。这个细节由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人1月24日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一篇论文透露出来。同时这篇论文里还透露：“最初的武汉市41个病例中，有14例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并认为华南海鲜市场不是唯一的疫源地。”
网上流转的一张中国疾控中心视频截图也清楚地表明，在2019年12月27日，武汉第一医院就上报了至少15例医务人员感染病例。我的同事妻子就工作在这家医院，向我证实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没人给他们预警，没有人知道有这么高的传染性，大家都没有任何防护，很多人中招。
我在1月29日《没有他们很重要》（链接www.fuzhibin.blogspot.com）一文中就说过，对这次武汉疫情，湖北省也好，武汉市也好，绝对没有瞒报，向大众隐瞒实情的是北京。那时我还没有什么实锤，只是通过武汉市长的央视采访和逻辑得出的推论。现在随着内幕不断曝光，这个推论有了确实的证据，可以百分之百确定了。如果你要问，决定向全国人民隐瞒实情，最后酿成大祸的人是谁？当然只可能是那个著名的小学生博士，那个要向世界指明发展方向，那个发誓要超越毛泽东的人。至于那个满面乌青的榨菜表演帝，最多也是个背锅侠。
在《没有他们很重要》一文中我说过，包子帝之所以决定要等到23日才封城，是因为惧怕将100万大学生堵在武汉城里，激起民变。那么，为什么包子帝会做出将近1000万人封堵在一个城市当中的莽撞决定？武汉封城实际效果如何？是真的听从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的意见还是只是个幌子？为什么会有内部人士在境外发表文章透露中共政府隐瞒实情，而且马上出口转内销传到国内？武汉疫情急剧扩大后面有什么经济原因？武汉疫情对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影响以及未来我们应该怎样应对等等问题我将在本文的下篇一一道来，请大家耐心等候，毕竟老傅不是专业写手，还要干些养家活口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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