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让换不来自由

在香港616游行前夜，香港政府在中共政府的指挥下抛出了暂停修改法律的意见，试图瓦解第二天的游行。说实在的，老傅很担心第二天有多少香港人会上街。结果，200万人上街确实让人震撼，在这个压力下，香港政府进一步软化了立场，宣布无限期停止修改法律，从技术层面上等同于将送中条例撤回，但给香港政府留了个面子。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虽然含泪道歉，但避而不谈辞职之事。至于给游行定性为“暴动”的决策过程当然也是讳莫如深。

香港两次上百万人次的大游行带给了人们惊喜。香港政府的退让也让民众对自身力量更加信任。不过，随之而来的当然是下一步怎么办？是见好就收，还是再接再厉。所谓的“好”，就是满足于香港政府不再利用在立法会的优势强行通过送中条例；所谓“再接再厉”就是要求港府明确撤销修改法律的议案，同时要求林郑月娥下台，撤销“暴动”定性，追责警察过度暴力行为。再多一点就是要求普选，实现2014年占中的要求。

主张见好就收的人理由是如果香港民众再接再厉，向港府当局提出更多的要求，怕会惹怒中共政府出动军队，坦克血洗香港，重复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悲剧，香港民众将要失去现有的胜利果实，香港甚至会被中共彻底控制。

主张再接再厉的人认为如果就此罢手，香港的傀儡特首肯定会在中共政府的遥控之下逐渐蚕食香港人民的基本权利，等到机会成熟，重新推出的送中条例，甚至有可能彻底控制香港，到那时，香港就真的成为中共统治下的臭港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意见所担心的结果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香港被中共彻底控制。只是应对的策略不同。

在谈论这两种策略的优劣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看香港一国两制的来历。1984年12月，中共政府与英国政府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提出了著名的“一国两制”的政治设计。这种政治设计的出台，与当时特殊的国际政治关系和思潮是分不开。

从当时的中共方面来说，刚刚解决了吃饭问题，领导层也知道这社会主义根本行不通，也没有能力管未来会怎么样，但又不想放弃权力，所以当时中共的领导人邓小平就将在香港的问题推到了50年后，这也符合邓小平本人的实用主义者性格。

从英国方面来说，当时的中共与越南还在打仗，与西方合作在阿富汗对抗苏联，算是西方的同盟者，国内又在进行改革开放，有走向资本主义的苗头，整个西方社会都希望通过改革，中国可以和平地走进民主社会。所以当时的英国政府认为在五十年之后整个中国可能已经变成与香港同样的制度，两者的融合也就不成问题了。

在这种背景之下，所以就有了“一国两制”的奇怪安排。简单说，中共因为实力不济含糊地将难题推到了50年后，英国因为不愿惹麻烦，又相信五十年后中国会变得民主，两种因素相加，就有了后面的香港特区的故事。

天有不测风云。中共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政府的帮助下平安渡过了天安门事件危机，在压榨劳动力、不顾环境污染，廉价出售矿产资源，肆无忌惮地盗窃西方技术这些手段的协助下经济迅速增长，到今天已经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信心爆棚。中共的领导人觉得中共可以指引世界发展的方向，做世界的领袖了，小小的香港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性，所以对待香港也就越加轻慢。到了2014年6月，中共更是直接将2007年中共全国人大做出的2017年将在香港进行特首普选和在2020年普选全部议员的承诺推翻。

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自然激起了香港民众的反抗，从2014年9月起，香港人民举行了为期两个半月的占中行动，要求中共香港实行真正的普选。众所周知，占中行动最后以警察清场结束，除了行动的领导人被判刑以外，中共没有丝毫让步，香港民众完败，中共完胜。国际社会对此也没有太大反应。

在此之后，从2015年到2017年，中共又屡次跨境绑架，其牺牲品有铜锣湾书店的员工和老板，明天系的大佬肖建华等等，除了引起舆论大哗之外，中共并没有受到什么实际惩罚。

跨境绑架太难听，以国家名义弄你更省心，所以就有了香港政府急急慌慌地借着台湾无法审判逃港杀人嫌犯的由头要修改法律，让中共有权力在香港抓人，冻结财产，也就是说，只要这个法律通过，中共就根本不需要自己派人来港抓人了，一个命令就能让香港警察为自己效命。哪个香港人惹中共不高兴了，找个由头就可指令香港法院冻结这个香港人的财产，让你麻烦无穷。而且还不仅仅是对香港人，途径香港，或者香港有财产的个人和公司都可能被中共找上麻烦。这个中共想要的法律香港人简称为送中条例。（最新的例子是曾指控习近平犯下反人道罪的前菲律宾外长albert del Rosalio 2019年6月21日星期五在香港国际机场遭到留置讯问，时间长达一个小时，有网友调侃，Rosalio应该感谢香港民众，要不是他们的抗争，Rosalio就该被送到中国去蹲大牢了。 ）

送中条例难产，具体过程大家都知道，就不多说了。但为什么这次香港有这么多人上街，为什么以蛮横著称的中共这么快就服软呢？

从香港民众的角度说，很简单，退无可退，再退，就和中国一样了。生活在自由环境下的香港居民当然知道中共的统治是怎么一回事，任中共以及中共的傀儡说得天花乱坠，香港民众就是不愿意。

从中共的角度来说，2018年是个分水岭。之前，习大帝意气风发，指点江山，俨然要做世界的领袖，千年的圣君。之后，破鼓众人捶，国内经济下行，国外各种贸易战，最要命的是，修改任期限制，将自邓小平执政以来的党内分肥制度打破，断了党内其他人的财路，引起党内各种势力的反弹，所以有了7月的政变之说，“定于一尊”的说法也变成了搞笑，到了后来，中共中央文件里居然会出现高级黑，低级红的说法，实在让人啼笑皆非，可以说，这个想做千年圣君的习大帝，面临着这个任期能否做完的窘境。

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让中共迅速认怂。从6月12日当天林郑月娥杀气腾腾宣布香港民众游行是“暴动”，香港警方采用武力的狠毒，可以看出开始时中共政府给林郑月娥的指示一定是坚决镇压。

以中共的初心，习大帝的蛮横，开枪杀人是不算回事的，只要你挡了我的道，你就去死吧。更何况中共有了64镇压的经验，认为开枪杀人也不过如此，国际社会也没有什么办法，现在中共政权时不时还会拿出当年开枪杀人的历史来炫耀，对反抗者进行恐吓。

真正让中共迅速认怂的原因是国际压力。而这个压力还根本不是什么舆论压力，中共高官们也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们。但是，冻结他们的海外资产，对中共的高官们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看看中共的高官，哪一个的财富不是在外国，而且主要集中在欧美加拿大澳洲。如果一旦这些财富被冻结，他们富贵千万代的打算就落空了，一辈子除了玩了女人之外，真的什么都没留下了。可以说，美国参众两院酝酿提出的香港人权法案，要限制香港，中国伤害香港人权的官员入境美国，并且冻结他们的美国财产才是真正的大杀器，让中国高官瞬间软化，香港高官瞬间石化。

虽然美国总统以及其它国家大部分的政治家们对香港目前发生的一切并没有发出特别严厉的警告，尤其是曾经赞扬过中共64屠杀行经的美国总统川普显然是要将香港反送中事件作为一个与那个千年圣君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在西方民间，或者在野党对中共的厌恶却是溢于言表。曾经在天安门广场上举标语抗议中共64屠杀的美国民主党众议院领袖佩洛西在第一时间支持香港民众的抗争，6 月 12 日的晚间，民主党众议员、众议院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席麦高文（Jim McGovern）就发推文，宣布他将与共和党参议员卢比欧（Marco Antonio Rubio）、共和党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一同提案，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在别的问题上像斗鸡似地互不相让，但只要是中国的问题，行动都非常一致，异常地配合愉快。原因就是在美国社会里，看清中共邪恶本质的人越来越多，不再相信中共会走进民主社会，将中共视为危险已经成为主流意见。前段时间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宾登说中共没有威胁，瞬间民调掉了好多点，吓得宾登马上改口说知道中共危险，可见中共在美国民众中的形象如何。靠选民吃饭的议员们不管他们的真实想法如何，选民的情绪是一定要照顾的。这种情绪不仅仅在美国，在加拿大、欧洲也在蔓延。当然这些都要托那个千年圣君到处秀肌肉，满世界撒钱行为之福，不然，这世界上的人怎么能如此之快认清中共的嘴脸。

说了这么多，我们回到香港的现状。香港民众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呢？是“见好就收”，等待下一次被中共逼到墙角再反抗，还是乘胜追击，争取本来就该得到的普选权呢？

前面分析过，中共本来是不准备退让的，只是因为香港民众的反抗力度太大，国际反响太厉害，中共自身又很虚弱，所以不得不退让。以中共的历史看，如果香港民众也就此停止，下一步中共一定会在稳定了国际国内形势之后重新尝试全盘控制香港，即所谓“秋后算账”，积极参加运动的人一个也跑不了，也许那时在香港也会出现电视认罪的镜头。

如果香港民众再接再厉，就像现在包围警察总部和特首办公室的抗议人群一样，可能出现的结果无外乎有两种，第一种是中共妥协，满足群众的要求。老傅可以肯定，香港民众一定会接着要求真正的普选。第二种结果是中共血腥镇压。第一种情况不用说了，全世界热爱民主的人都希望看到。如果第二种情况出现，国际社会肯定会严厉制裁中共，1989年64屠杀之后的口说制裁，暗通款曲的现象肯定不会再有，中共立马就会变成和朝鲜一样的国家。中共权贵们的财富基本也要失去。这种情况下，不用外国势力动手，那些权贵们就会吃了那千年圣君。中共也要解体。这就是我在6月9日写的《为自由》里最后一段话的原因：

“如果中共敢出动坦克，它早就出动了，哪里会给你玩什么微信消息这样的小伎俩。中共之所以不敢在香港出动坦克，还不是顾忌国际社会的制裁。记住，中共从不相信什么道义，它只相信实力。如果游行以后回家，再多的人也没用。

如果，中共在香港出动坦克，那中共就死定了，这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在香港落下。”

不能亲临现场助威，万里之外写下此文为香港民众做点小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