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辩状

  （写在前面的话：此自辩状是2015年10月我在南昌市青山湖区法院第一次庭审时当庭宣读的。在这里不加任何修改登出，需要说明的将在括号中注明，作为我出狱两周年的纪念。7月9日，我人生三个需要纪念的日子之一。）

      30年前，我从当时教育部直属的十所重点综合性大学之一的兰州大学哲学系毕业进入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从事政治学研究，为省政府献计献策。

      1992年，我又留学世界名校瑞士苏黎世大学攻读哲学及经济学，之后在瑞士作为咨询师和电影导演生活。在欧美主流媒体里第一次全面宣传西藏现状的电影就是我作为导演及投资人与中国中央外宣办合作拍摄的。

      10年前，当我携德国资本在南昌市高新区投资建厂，继而联络多家德国企业在南昌高新区成立高新欧洲工业园时，也曾是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市长的座上客，因为我的企业上交的税收年年以千万元计算，创造的就业岗位也是数以百计。

  但从五年前我重新转入文化领域，在北京成立欧仕影视文化传播公司以后，我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先是系列公路纪录片《西边有海》部分遭禁播，最后是因为写作《洗脑的历史》一书而成为了罪犯嫌疑人坐到了这里，完成了从座上客到阶下囚的人生轨迹。

  起诉书中之所以极力回避我是一家文化公司的拥有者以及是《洗脑的历史》一书作者的事实，是因为有人极力想将这场审判的政治色彩抹去，让人相信这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案件。而事实上，这场审判是一场典型的政治案件经济办的案件。

  近一年前，2014年9月10日凌晨1时左右，我在家门口被警察以绑架的形式秘密逮捕。天亮后第一个来审问我的警察就是江西省公安厅国内安全保卫总队的刘姓处长。而到九江抓捕我的助理的警察直接就是国保总队的涂姓警官。而这两位国保警官参与了整个审讯过程，他们的问题也主要围绕在我的政治观点，写作《洗脑的历史》的目的，还有我与国内、国外的政治、经济联系。（出狱后，我才知道，两个抓我和审讯我的警察熊欢和王剑也是国保人员，与青山湖公安分局的经侦大队毫无关系）

  很显然，国保总队的警官才是这个案件背后真正的操纵者。所谓的非法经营罪不过是他们拿来抓人、入户搜查、扣留物品的借口罢了。当然，最终国保的警察们找不到任何我里通外国，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的言行，于是你们就看到了只能以非法经营这样的经济罪名来起诉我。（事实上，在2104年8月15日江西省公安厅国保总队就正式下文命令南昌市公安局立案,文件结尾直接这样写到：“该案为‘政治案件非政治化处理’原则的具体应用，本质系国保案件，按照省厅有关意见，应不纳入执法考评监督检查”。因为最后我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名不成立，不得不以非法经营罪开庭，该文件被南昌市公安局青山湖分局经侦大队作为立案依据送交检察院，我的律师得以获知，我在出狱后看到这份文件，才知道我的事惊动了这么多人，“政治案件非政治化”居然以文件的形式流传于世，好气之余感到非常好笑。）

  这样的结果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不过是要把看到的真相，悟到的真理告诉大家，不过是叹惜人类的愚昧，三千多年以来一直被一些极端的人物和思潮所玩弄，陷于彷徨、痛苦的境地。所以《洗脑的历史》一书最早遭到的痛骂是来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神父们，不曾想，抓我的人却是信奉无神论的政党执政国家的警察。这看上去似乎是笑话的诡异组合恰恰证明了我在《洗脑的历史》一书中提出的理论的正确性。当然，这个证明是以我和我的助理被囚禁为代价的。

  五千年的人类文明史证明，对思想的钳制势必带来思想的僵化，而思想的僵化势必造成缺乏创造力，而没有创造力的民族或国家迟早是要被淘汰的，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上会规定每个公民都有言论、出版的自由，这也是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所在。只是我不理解的是，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在履行宪法规定的权利之时，却被冠以非法经营的罪名。作为非法律人士的我想问问各位法官大人，是我违法了？还是抓我的人违法了？

  回国十年来，不断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不呆在富裕美丽的瑞士，甚至审讯我的警察也这么问。

  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不过是爱面子，脸皮薄，不想赖在瑞士让瑞士人觉得中国人在揩他们的油水，占他们的便宜。

  我始终觉得中国人有能力做得比瑞士人还好。只是，要超过别人就要先看到差距，而不能用谎言去掩饰错误，麻痹自己。所以，说真话是一个民族强盛的开始。

  我写作《洗脑的历史》一书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中国人能知道世界的真相，知道人性的弱点，进而克服这些弱点，尽早引领世界的潮流，而不是总是跟在欧美文化后面亦步亦趋。

  如果这不叫爱国，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爱国了！

  各位法官，我的自辩就到这里。我的书《洗脑的历史》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也希望你们的判决也能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

  （参加这次审判的法官和检察官的名字我熟记于心，等待有空时我会将我在庭审中经历的种种搞笑故事公之于众，让大家知道什么是中国的依法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