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奶难吐

近日刚读完英国历史学者Orlando Figes写得《耳语者——斯大林时代俄国的私人生活》。

这本书通过很多当事人的采访、家庭档案的展示再现了俄国从20年代到90年代斯大林恐怖统治对普通人群心理、行为的影响。书中有很多资料触动了我，以后会作为我的《洗脑的历史》第二版的资料。在书的结尾有几个描述让我印象深刻。

一个名叫瓦西里▪ 罗马什金的人。他出生于1914年，1937年作为“富农”被捕，1939年从莫斯科作为囚犯被送到位于北极的诺里尔斯克古拉格（苏联的强迫劳动监禁系统，或者简称劳改营）基地从事贵重金属采矿。先是囚犯，后来是“志愿者”，一直工作到1981年退休（在中国60、70年代也是这样，囚犯被释放后被强迫留在原处，有着有限的自由，拿着很低的工资从事很重的生产任务，被称为就业犯）。这个瓦西里工作努力，在做囚犯时就成为劳动模范，得到过很多奖状和奖牌。在苏联倒台之后，他还会经常代表老一辈人发言，“颂扬劳改营对苏维埃经济的贡献”

书中还有这么一段话：“这位独裁者（指斯大林）死了半个多世纪，对他的怀念却仍然在继续，涉及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包括他的受害者。研究公众意见的全俄中心（ALL-Russia Centre）在2005年1月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其结果显示，42%的俄罗斯人希望‘像斯大林那样的领袖’重新出现（60岁以上的受访者中，60%支持‘新的斯大林’）…….在回忆斯大林时代的老人看来，（斯大林时代）那是自己传奇般的青春岁月，商店里货物琳琅满目；社会秩序良好；他们的生活围绕简单的五年计划目标运转，并因此被赋予意义；一切都黑白分明，因为有斯大林在动脑筋，大家只需照办。”

书中还引用了一个名叫米哈伊尔▪巴依塔尔斯基的俄国人的观点。巴依塔尔斯基认为：“他的老朋友所抱住不放的，不是斯大林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对‘火热的青春时代自己曾拥有的素质的自豪’。他不愿背弃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信念，因为这些信念已成为自己个性的一部分；也拒绝承认正是这些素质，促使他‘内心中接受了一切，包括枪决他最亲密的战友’”。

在书中，作者还采访了一些斯大林恐怖统治的受害者，即使自己的亲人或自己被迫害，甚至亲人被杀害，他们也认为斯大林比现在的领导人强，斯大林时代比今天更有秩序和纪律。   甚至一个父母亲都被斯大林送进了劳改营，并死于劳改营的妇人还这样说：“斯大林统治下的生活在精神上更为富足——我们过得更为安宁、愉快，大家都很穷，不在乎物质料件，但有很多乐趣。…….没有信仰的生活是很难过的，我们今天信什么?都没有理想了。”

读到这些让我立马想到了一张照片，这是我2016年8月在甘肃张掖看到的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遗址入口处的一副照片。   

            上面也写着“激情燃烧的岁月”。

无独有偶，在近几年，每当耄的生日和死亡的日子，也总有很多纪念活动。

据说这是陕西宝鸡的大妈们自发走上街头纪念耄的生日。

看图中大妈们的年纪，估计要比我稍微大一点，和我两个姐姐的年龄相当，应该是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出生的人群，他们的受教育期应该是在60年代到70年代中完成的。

  如果说上面这些大妈还有可能是自发的话，下面这两张照片上的孩子们参加纪念耄的生日就肯定不是什么自发的了。

上面的图是著名的乌有之乡发的图，下面据说是山西的大学生。整齐划一，典型的宣传照片。

怀念耄时代的人经常说的一些话也是：

那个时候公平，没有贪污。

那个时候人的道德都很好。

虽然耄犯了错误，死了很多人，但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没有耄，中国现在还要受欺负。

耄时代虽然贫困，但大家都很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强，现在的人都很自私。

等等，很像《耳语者》采访的俄国老人们的说法。

前几日我连续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宗教极端——人类未来的癌症》，另一篇是《世界只有一种逻辑》，主要是就美国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引起的血腥冲突发表了一些意见。主要把中东冲突的前因后果告诉大家，对华文圈里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的言论进行了一些分析。当然这两篇文章引起了一些反应。

对于一些基督教徒的反应我不奇怪，因为耶路撒冷本来就是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战场，基督徒们偏向于以色列不足为奇。

但一些与基督教毫无关联，平日里对各种社会不公愤愤不平，而且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有些甚至在国外留过学或工作过的读者对以色列军队用狙击手来对付抛石头的巴勒斯坦青年大加称赞却让我有些吃惊，尤其是对他们在读完我的文章，了解这段冲突本来就是因为欧美基督徒对犹太人的排斥和迫害引发的犹太复国主义强加给中东地区的人道灾难之后的态度。

他们大部分都将犹太作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种看待，将阿拉伯人视为低端人种，觉得以色列应该将巴勒斯坦人消灭。其中一个在美国留过学，从事中美之间科技金融的朋友在一个微信群里这样写道：

“人的智商值跟三种因素有关：1，天赋。2,后天教育和经历。3测试时的年龄，精神和身体状态。既然智商跟天赋有关系那就是说有明显的遗传性。种族之间的基因差异带来的智商的差异很正常，这是自然的事。看过一些资料，记得文章表明智商最高的是德裔犹太人，平均在115。排第二是德国人，平均107。第三也是人群最大的是东亚人，平均105。黑人、南美人、西班牙人智商不高。其中生活在欧美的黑人智商高于非洲黑人，说明智商受后天影响。智商最低的是非洲个子矮小的俾格米人”。

这里的引言我除了将一些不妥当的逗号改成了句号以外，全部是原文。

我估计，这个说法与中国流行的说法“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一个是犹太人，另一个是中国人”同出一源。

其实我还想告诉大家，在英法联军的大炮轰开清王朝的大门之前，甚至之后，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被人打得不行了，才不得不承认世界上还有比自己行的，不过嘴还硬，说西方也就是技术好，论制度、道德、智力，还是中国好，所以要“中体西用”。

  结果这“中体西用”之梦被八国联军和日本人打醒之后，中国又堕入到“东亚病夫”的自怨自艾当中，成天地要驱逐列强，重振中华帝国之梦。现在还没过几天好日子，就又将自己抬到世界老二的位置，我说累不累啊！

这种关于人种智力的说法是世界上最无聊，也是最恶毒的一种说法。

说它最无聊，是因为智力的测算方式本身就充满了争议。你让中国现在的高考状元到俾格米人里生活一段时间试试，玩得来吹管长矛吗，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要饿死。老傅写文章、做规划，和人谈判都是一把好手，但你要我动手做模具，做工装夹具，我绝对是一笨鸟，师傅要打破我的头，我天生是一心灵手不巧的人。我做电影导演行，你要我做摄影师糊弄一下也行，但要做好的摄影师绝对不行，你要是看过摄影大师的作品，你就会知道什么才是摄影，什么是对光影、色彩的控制和利用。你用现代社会的一套来测试俾格米人当然他们笨死了，要是用俾格米人的那一套来测试现代人会有什么结果呢？所以，我说智力测试本身就是不靠谱的东西。

其次，我在《人性兽性各走半边——智者们的幸福路》一书中谈到过交流的重要性。比如印第安人因为困守美洲，与世界隔绝，缺乏交流，结果连犁耙都不会用，只能用木棒吭哧吭哧地戳洞种玉米；不知道世界上有轮子，上万年都是靠肩扛手提运东西，最多有草泥马(羊驼)帮忙驼点。直到欧洲人登上美洲大陆，印第安人还没有文字，用得还是石头武器。而中国人、日本人能用上这些，都得感谢西亚人的发明。现代生物学和心理学也证明，人类婴儿从生下后到三岁之间，是智力发展的重要时期，如果这个时期外界刺激太少的话，神经突触没法建立足够的联系，那么他们的智力水平就会低于受外界刺激多的婴儿。所以我们总是觉得山区里或农村里的人木讷，转不过弯，原因就是他们见识少，思维的速度跟不上城里人。但你不能就此得出城里人的智商就一定比农村人高。

第三，还有选取样本的问题，一个民族基数很大，你说中国人聪明，你选大山里的中国农民和非洲城市里的黑人比试比试。上世纪90年我初到瑞士时在一个养老院打工。一个来自北京，也同样在苏黎世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老是嘲笑我们的瑞士同事很笨。听多了腻味，就给他上了一小课。我告诉他，我们是大学生，研究生，和我们一起打工的瑞士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本来在瑞士里面也不算什么聪明人，我们要比也得和他们的大学生，研究生比较。事实上，无论在苏黎世大学也好，苏黎世联邦技术大学也好都有很多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大把中国学生帮他们打工。你们要是见了苏黎世金融界的精英，也就会知道什么叫做效率和智慧。如果你的智力测试对象数量不够，分布不合理的话，其结果只能是胡说了。

以上说得是关于人种智力测试的不靠谱。

其实现代生物学早就证明了，个体之间智力差别远远超过种族之间的差别。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人之间的智力差别，比中国人和黑人之间的智力差别要大。这就意味着研究种族之间的智力差别从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行为，因为个体之间的智力差别如此之大，智力的评判标准如此模糊，科学家们无法得出一个种族平均智力，没有种族的平均智力，怎么能做出哪个民族比哪个民族在智力上优秀的判断？

上面我从技术的角度说明了关于人种智力的说法是最无聊的。为什么这种说法又是最恶毒的呢？

因为如果你承认了某些人种的智力比另外的人种要高，那么，高智商的种族就可以统治低智商的种族，或者干脆将低智商的种族消灭掉。

这不是危言耸听，当年的希特勒德国就是这么干的。犹太人、斯拉夫人、吉普赛人、残疾人都在希特勒的消灭名单中。比希特勒久远的种族歧视有美洲欧洲裔白人对印第安人、黑人的奴役屠杀。比希特勒近的种族清洗有前南斯拉夫的各方内战，南非的种族隔离，美国对黑人的歧视和隔离，三K党对黑人的私刑等等。

为什么中国还是有这么多受过现代教育，甚至在外国留过学的人看不到种族主义的危害，甚至是欣赏这种强权统治呢？

我想起2017年初我写作《川普的美国和红卫兵的中国》时搜集的资料。

在川普竞选总统的时候，有不少中国移民支持川普，这些支持川普的中国移民大部分是第一代移民，就是说在中国受过了完整的基础教育，有些甚至是大学毕业以后再来到美国。而中国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也就是在美国教育体制下成长的人，投希拉里的居多。

我在《洗脑的历史》第11章里也分析过为什么在可以得到所有信息的上世纪60年代的西欧，还有那么多的人支持苏联，原因就是基督教非黑即白，只讲信仰，不讲理性的长期洗脑教育使得很多西欧的年轻人虽然不满已有的世界，但他们的思维模式与他们的父母亲是一样的，一直在追求一个可以让自己服膺的偶像，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的父母的服从对象是无形的上帝，而他们的服从对象是人间的领袖而已。

在《人性兽性各走半边——智者们的幸福路》我又说到：对强权的膺服，消灭个人的思想是人类进入兽性时代各类皇帝国王孜孜不倦进行的伟业，其中利用各种理论的洗脑是这个伟业最为有效的辅助工具，而这个工具的增效器就是让妇女习惯、认同这种服从，并将这种服从传达给她们的孩子。由于人的心理在7岁之前基本成型，所以这种方式效率很高，一旦中毒，终身受毒，很难吐尽。

为什么那么多俄国人深受斯大林之害还会去怀念斯大林，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深受文革之苦还会去怀念耄，为什么那么多深受不公之害的人还会去羡慕强权，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已经习惯了强权，不习惯自己思考。长期的受虐使得他们将受虐当做自然，将强盗的逻辑当成了自己的逻辑。

在这种体制下长大的，将弱肉强食当成世界唯一公理的人，会利用自己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去欺负、压榨比他弱小的事物，有时是人，有时是动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出身低层的人喜欢虐待小动物，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够去欺负任何人，只能拿小动物出气了。

不管是俄国人，还是中国人，包括那些在中国受完基础教育再到美国去的人，都深受这种强权思想影响，羡慕强者，追随强者，奉行弱肉强食，仅仅对自己的利益感兴趣，对社会不公缺乏同情心。至于那些平日里会对中国社会里的不公展示愤慨的所谓“自由派”人士，不过是将“自己的利益”概念相对扩大到了中国大陆生活的汉民族，一旦超出这个范围，比如涉及到台湾、香港、西藏、新疆、中东、美国、欧洲，涉及到穆斯林，马上就喊打喊杀，一副赵家主人的嘴脸。

所以，我会说宗教极端性是人类未来的癌症！所以，我会说欧美世界最大的问题是基督教极端性！所以，我会说中国人的狼奶很难吐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