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写六四回忆录是在6月3日,今天提前到5月31日,因为这一天我和一个大学同学离开天安门广场回到天津南开大学。记得临行前我们还在天安门广场上照了张相,以示纪念。当时天安门广场上气氛非常轻松,我们也觉得不会有什么大事再发生了,所以才决定返回天津的。虽然三十年过去,但当时告别广场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一年又过去了,马上就要迎来“六四”三十周年纪念日,中共非常紧张,尽最大力量在各个方面试图消灭对这个事件的讨论及其影响,5月31日甚至使用中文的推特账户也被大面积封号,可见中共的防范力度有多大。
另一方面,在海外的异议人士中,对“六四”的争论也连绵不休。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争论就是当年的学生该不该见好就收,在适当的时机撤出天安门广场,让主张镇压的中共强硬派失去镇压借口,使运动获得阶段性的成功,也让中共内部的民主派获得话语权。支持这个观点的主要是当时的一些学者,其中不少与当时的中共改革派高层有很多联系,当然也有一部分年龄稍大的学生领袖。反对这个观点的是当时学生运动中的一些强硬派,也就是这些人当年力主坚持不撤出广场。
老实说,两者的说法都有道理,之所以会发生争论,是因为双方都没有意识到,或者都不愿意承认,虽然“六四”事件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但发生却是非常偶然的,本身就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来领导。学生领袖们都很年轻,大部分都在20岁上下,有些不过才是刚上大学一两年的学生,又没有什么类似波兰团结工会的组织,更没有外国势力的支持,大部分都是靠着激情,振臂一呼,从者如云。这种靠激情维系的运动当然比得是激情,哪里会有理智的计算,所以这种讨论于现实意义不大,徒然增加不和。
在三十年前,全中国的绝大部分民众都是寄希望于中共的改革开放的,所以当湖南的三勇士投掷颜料涂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时,学生们会将他们扭送公安机关。那时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相信人民军队不会向人民开枪的神话,(包括我本人),而今,大家都知道了中共的真实嘴脸。可以说,“六四”事件将中共逼到了墙角,只好用经济改革来冲淡人们对中共政权的失望。当经济改革走到头的时候、当中共领导人说出“该改的全改,不该改的一个都不能改”的时候,就说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已被耗尽,接下来不过是苟延残喘时间而已。
经历“六四”,中共未倒,要感谢当时的苏联还在,华约组织还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需要中共的协助。2001年中共能加入世贸组织,又要感谢宾拉登这类极端伊斯兰教徒的疯狂。现在,感谢那个千年圣君到处秀肌肉,终于将中共变成了西方世界的第一号敌人。接下去,我们就要看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草从何处落下了、
从这一点说,“六四”事件中死亡的中国人的血没有白流,历史是会记住他们的!
这一篇的观点实在不敢苟同。三十年前,中国完全有和平演变的机会。开明派掌权。然而两件事让整个局势急转直下。一,赵紫阳讲话后,本来大部分的学生是接受的,准备退出天安门。然而所谓的学运领袖们,几时能像当时那样登上人生巅峰?人生恨短。如果学生都退出,他们这些所谓的学运领袖一夜又回到无人问津的那个路人甲,这些是他们无法接受的,人性的贪婪。于是他们极尽煽动无辜的学生参与绝食继续抵抗。二,而彻底把开明人士挤出权利中心的,当是那个我见一遍就要骂一遍的和李鹏会面的吾尔开希。真是仗着自己煽动挟持了整个中国下一代的精英不知天高地厚。完全猪脑子一个。自己是神气了,一个无人问津的人转眼把总理给羞辱了一顿,简直爽的不能再爽。爽的代价就是中国彻底丧失和平演变的机会,开明派彻底失去立足的合理性。军事镇压接踵而来。那些所谓的学运领袖,该为那些无辜洒热血的人负一半的责任。想想也是可笑,那些学运领袖一个都没受伤。特别那个王丹,顶着学运领袖的光环混吃混喝了三十年。还受到蔡英文的接见。一将功成万骨枯。为了他们从一个无人问津的人攀上人生巅峰,代价是中国人至今还在受苦。那几个领袖我见一次骂一次
回复删除不贊同閣下觀點,事實上所謂開明派至始至終沒有任何機會。兄弟比各位兄長年紀小,但我有非常特殊的也非常可靠真實的來源知道當年的真相。但我絕不敢說,因為我在牆內。
删除去年的回忆中我也说到学运领袖本身的问题,但要知道,这种运动本无组织,登高一呼,胁民意成就自己,在哪个运动都难免,事到如今,多说无益。
回复删除我贊同傅志彬先生觀點。當時關鍵沒有一個清醒認識到中共一路殺人之邪惡本質的核心領導人,只是憑一己激情要求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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